历史往往有许多巧合。在张恨水住进砖塔胡同之前二十多年，鲁迅也曾在这条胡同里住过。

鲁迅自1912年5月因在教育部任职而来到北平，共住过4处地方。开始时住在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后与家人迁入八道湾胡同的新宅。1923年，鲁迅与周作人兄弟失和，于当年8月2日携妻子朱安暂时迁至砖塔胡同61号居住。

这是一个很小的院子，其中总共只有二十多平方米的3间北房是鲁迅的住处。西面是朱安的卧室；东面一间留给鲁迅的老母亲；中间的堂屋则是鲁迅的房间了。白天，这堂屋可充当会客室和大家吃饭的地方，因此摆着一张小八仙桌；晚上，鲁迅就在这里写作，靠墙的一张木板床是他睡觉的地方。与皮升陵八道湾那宽敞的居住环境相比，这里的条件实在太差了！

此时鲁迅的境况，可说是“贫病交加、情绪低沉。”

那段时间，鲁迅的工作也十分忙碌。他在砖塔胡同仅居住了九个多月，便校勘了《嵇康集》，编定了《中国小说史略》下卷，并连续创作了小说名篇《祝福》及《在酒楼上》、《幸福的家庭》、《肥皂》等。

其间，鲁迅还四处奔波，试图寻觅一处较好的燃戚住房。1924年5月25日，他与朱安迁居阜成门内西三条，就此离开砖塔胡同。

鲁迅的这处故居现在的门牌是84号。若由东口进入砖塔胡同，东西方向的道路基本是直的，惟在这个院子的西北角上开始向南拐弯，接着又拐向西面，从位置上说，还是很好辨认的。但是经多年变迁，小院已经完全变了模样，原先朝北的院门被堵上，成为一间屋子，在这屋子南面又朝西开了一个小门，由于门两侧搭建了一些临时房屋，如果不注意，很容易错过去。鲁迅住过的3间北房在20世纪80年代初被拆除重建，东、西厢房也都已不是原先的建筑，各处房屋之间只有一条狭窄的过道，笑厅院子已不成其院子了。自这里西行不远，便是后来张恨水的故居。 西城区政府：非文物或挂牌保护院落

2012年3月6日，项目拆迁办介绍，砖塔胡同84号院及附近区域，将要建回迁楼和学校。院门外，墙上写着“拆”字，门上贴着一张“丰盛危改小区西区C区项目定向房配售办法”，上面写明：丰盛危改小区西区C区项目定向房的配售房源位置为丰台区张仪村。其所列举的配售范围中，砖塔胡同84号院在列。该“配售办法”的落款为一家房地产公司。西城区文委表示，该院并非文物或挂牌保护院落。木门斑驳，屋檐落草，庭院宁静，位于西城区砖塔胡同西头的84号院，因鲁迅先生于此创作出《祝福》而闻名。鲁迅文学院研究员王彬先生说，从1912年到1926年，鲁迅在北京生活了14年。在砖塔胡同84号院，鲁迅创作了著名的《祝福》，“其他3个地方都在保护中，如果砖塔胡同84号院被拆，意味着研究鲁迅在北京活动和创作的地点就断了线”。

当晚7点5分，西城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博称，经他们了解，砖塔胡同是北京最老的胡同之一，目前虽胡同两侧建筑已面目全非，但胡同肌理尚存，不可能拆除。此次准备拆迁的80、82、84、86号院部分在规划中是绿化用地。约半小时后，该微博再次发布称，砖塔胡同为实现风貌协调区规划需拆除的80、82、84、86四个门牌号，均非文物或挂牌保护院落。 即将被拆的鲁迅旧居有望得到保留。记者26日获悉，北京市西城区政府已决定暂不拆除鲁迅旧居，并考虑依据历史照片进行原貌修复，其所在的砖塔胡同也将同时得到完整保护。

就在各界为鲁迅旧居的命运担忧之际，北京市西城区区长王少峰近日在做客北京城市服务管理广播“市民对话一把手”时明确表示，西城区政府已决定暂不拆除鲁迅旧居。王少峰说，鲁迅旧居在上世纪70年代已拆除并翻建，按照原有城市规划，该处原本计划建成绿地，但在听取各方建议后，“西城区政府决定暂时不拆除，并考虑按照原貌修复，查找历史档案，找到当年鲁迅居住的房子照片，将这里作为重要历史信息承载地加以保护”。

作为中心城区，西城区是北京市文物保护建筑最集中的地区之一，全区共有184处文保单位，其中名人故居就达23处。近年来，个别名人故居曾传出拆迁等传闻。对此王少峰承诺，上述文保单位都将得到保护。对于未列入文保单位的历史会馆、名人故居，“下一步也会在不移动文物的前提下，进行系统普查，给予保护”。 3月29日，西城区政府官方微博表示，近日媒体所言“北京西城区鲁迅故居将拆迁”为失实报道。西城区砖塔胡同西头的84号院是鲁迅“旧居所在地”，而非“故居”，现存建筑为上世纪70年代翻建的，没有文保价值，故将拆除并实现规划绿地。

西城区政府有关人员当天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砖塔胡同84号是鲁迅在1923年9月至1924年5月的暂居地，现存建筑几经翻建，历史信息无存，故未被认定为文物。因原貌已经无存，鲁迅旧居不可能“修复”，只可能“原貌复建”，而“原貌复建”必须拆除现存建筑，即拆除“坐落在鲁迅故居原址上的翻建建筑”。复建目前只是一种“考虑”并不是定案，很多专家就不同意新建假古董，而是建议拆除现有房屋，实现规划绿地，以雕塑或标牌保护这个地址信息，“但不管怎么一种保护方式，现存建筑都必拆无疑”。

鲁迅与周作人失和之后两人的关系

砖塔胡同78号位于长安区，属于长安区庆祝广场小学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双重学区。长安区庆祝广场小学是一所以贴近校外社会现实，以“关爱儿童，促进儿童发展”为愿景的思想政治教育型的一级学校。对外经贸大学是一所国斗友咐家示范告差性高等学校，与世界一流大学合作，以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创空纯新精神的高层次国际化人才为目标。

西四的义达里胡同有可能拆迁么？现在每平米价值多少钱？

鲁迅作人兄弟在八道湾聚居三年多，突然在一个下午决裂了。1923年7月14日鲁迅日记记有：“是夜始改在自食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在这个一直都在一起吃饭的大家庭里，中饭还是大家好好坐在一起吃了，为什么晚饭就不能再坐在一起吃了呢？这天下午发生了什么事情？

　带槐烂　过了五天，7月19日上午，作人将一封绝交书交给鲁迅：

鲁迅先生：

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在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色的梦原来却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

七月十八日，作人。

这天鲁迅的日记记有：“上午启孟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

就从这点滴的直接材料里，人们可以推知这事对于他们两人都是意外地突然发生的。周作人的绝交书说了，他是“昨天才知道”的。也就是说在昨天之前他并不知道鲁迅有什么不自重的、他无法容忍的事情。在鲁迅这方面呢，就在收到这绝交书的时候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想要问个清楚。假如他真做了什么不自重的事情，他还好意思邀作人来问吗？

事情闹到这地步，已经不能再同住在一个院子里了，鲁迅决定搬家。明神不久，许钦文、羡苏兄妹帮他找到了砖塔胡同六十一号的房子，那是羡苏的同学俞芬带着两个小妹妹的住处，有几间馀屋，可以分给鲁迅暂时居住。

在决定迁居砖塔胡同的时候，鲁迅征求过妻子的意见：“你是否仍住在八道湾，或者你回绍兴娘家去，我每月给你寄钱去。”妻子回答说：“八道湾我不能住，因为你搬出去，娘娘（鲁迅母亲）迟早也要跟你去的，我独个人跟着叔婶侄辈过，算什么呢？绍兴我也不想去。你搬到砖塔胡同，横竖总要人替你烧饭、缝补、洗衣、扫地的，这些事我可以做，我想和你一起搬出去。”两夫妻商定之后，8月2日就一同搬到砖塔胡同住了下来，一面寻找合适的房屋。在他搬到这里之后的两三个月里所写的日记中，触目皆是到各处看屋的记载。10月31日，看定了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21号房屋，窗体底端

房价八百元。11月办好过户手续，12月2日立契，经过翻建窗体顶端

装修，1924年5月25日他们就迁入新居了。

在新居安顿好之后，鲁迅要去取回自己存放在八道湾的东西，这就爆发了他同周作人之间最激烈的一场冲突。1924年6月11日鲁迅日记：

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终取书器而出。

这件事，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一七·西三条胡同住屋》一节里有所记述：

说起他的藏书室，我还记得作人和信子抗拒的一幕。这所小屋（引者注：指西三条新居）既成以后，他就独自个回到八道湾大宅取书籍去了。据说作人和信子大起恐慌，信子急忙打电话，唤救兵，欲假借外力以抗拒；作人则用一本书远远地掷入，鲁迅置之不理，专心检书。一忽儿外宾来了，正欲开口说话；鲁迅从容辞却，说这是家里的事，无烦外宾费心。到者也无话可说，只好退了。这在取回书籍的翌日，鲁迅说给我听的。我问他：“你的书全部都已取出了吗？”他答道：“未必。”我问他我所赠的《越缦堂日记》拿出了吗？他答道：“蠢漏不，被没收了。”

鲁迅毕竟是伟大的，他受了种种的诬蔑委屈，搬出了八道湾住宅，又生了一场病，而对于作人和信子的事，日记上却一字不提。这是我在他死后数个月，为的要赶撰年谱，翻阅他的日记才知道的。

对于许寿裳的这一段文字，周作人后来在《知堂回想录·一四一·不辩解说（下）》里做了这样的答辩：

关于那个事件，我一向没有公开的说过，过去如此，将来也是如此，在我的日记上七月十七日项下，用剪刀剪去了原来所写的字，大概有十个左右，八月二日记移住砖塔胡同，次年六月十一日的冲突，也只简单的记着冲突，并说徐张二君来，一总都不过十个字。——这里我要说明，徐是徐耀辰，张是张凤举，都是那时北大教授，并不是什么“外宾”，如许季茀所说的，许君是与徐张二君明白这件事的内容的人，虽然人是比较“老实”，但也何至于造作谣言，和正人君子一辙呢？不过他有一句话却是实在的，这便是鲁迅本人在他生前没有一个字发表，他说这是鲁迅的伟大处，这话说的对了。

兄弟失和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两个当事人都没有留下一点直接的文字记录。许寿裳把这事归咎于羽太信子。他在前面所引的那一节里说：

作人的妻羽太信子是有歇斯台里性的。她对于鲁迅，外貌恭顺，内怀忮忌。作人则心地糊涂，轻听妇人之言，不加体察。我虽竭力解释开导，竟无效果。致鲁迅不得已移居外窗体顶端

窗体底端

客厅而他总不觉悟。鲁迅遣工役传言来谈，他又不出来，于是鲁迅又搬出而至砖塔胡同了。从此两人不和，成为参商，一变从前“兄弟怡怡”的情态。这是作人一生的大损失。

鲁迅也认为主要的责任在羽太信子。1924年9月21日他为自己收藏的古砖拓本集《俟堂专文杂集》写的“题记”说：

曩尝欲著《越中专录》，颇锐意搜集乡邦专甓及拓本，而资力薄劣，俱不易致。以十馀年之勤，所得仅古专二十馀及打本少许而已。迁徙以后，忽遭寇劫，孑身逭遁，止携大同十一年者一枚出，馀悉委盗窟中。日月除矣，意兴亦尽，纂述之事，渺焉何期？聊集燹馀，以为永念哉！甲子八月廿三日，宴之敖者手记。

这里“专”字与“砖”字通。“迁徙”指举家从绍兴迁居北京。“寇劫”指为周作人霸点。“逭遁”指移居砖塔胡同。“盗窟”指八道湾周作人住处。这些都容易懂得。需要做一点解释的是“宴之敖者”这个署名。据许广平在《略谈鲁迅先生的笔名》一文中说：

先生说：“宴从宀（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说文》作，游也，从出从放）；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

有趣的是，后来鲁迅在小说《铸剑》里，把“宴之敖者”用做那个同暴君拼命的黑色人的名字。看来，鲁迅是把自己的态度和气质，把自己的一些想法，放到这黑色人的身上了。至于他写这篇的时候是不是也想到了作人和信子，那就不知道了。

鲁迅认为自己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这一点已无可疑。只是这日本女人为什么要逐出他呢，这原因人们还是不知道。曾经有过一些传言，说是因为男女情爱方面的纠葛。例如张菊香、张铁荣编著的《周作人年谱》就引证了章川岛提供的一项材料：

1975年顷，与鲁迅、周作人双方都有密切交往的章川岛曾对鲁迅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说：“鲁迅后来和周作人吵架了。事情的起因可能是，周作人的老婆造谣说鲁迅调戏她。周作人老婆对我还说过：鲁迅在他们的卧室窗下听窗。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因为窗前种满了花木。

这个说法似乎也不很近情理。男女之间的调笑，甚至稍稍过“度”的事，通常只会发生在两个亲近友好的人之间，而不会发生在怀有敌意和恶感的人之间。已经有材料表明，在事情突然爆发之前，也就是鲁迅被“逐出”之前，信子对鲁迅已经是满怀敌意了。这里只举一事为例：鲁迅1934年写的《从孩子的照相说起》（收《且介亭杂文》）中说：

因为长久没有小孩子，曾有人说，这是我做人不好的报应，要绝种的。房东太太讨厌我的时候，就不准她的孩子们到我这里玩，叫作“给他冷清冷清，冷清得他要死！”

这“房东太太”说的就是羽太信子。她不许她的孩子到他这边来玩的事，鲁迅曾经说给增田涉听过。增田涉在《鲁迅的印象》一书中说：

还记起他曾经说的一件事，他在北京和周作人同住的时候，他常买糖果给周作人的小孩（他自己那时没有小孩），周作人夫人不让他们接受而抛弃掉。他用充满感慨的话说：好像穷人买来的东西也是脏的。

这事大概很给了鲁迅一些刺激。小说《孤独者》（收《彷徨》）中就写了这样一个情节：

……只见他侧耳一听，便抓起一把花生米，出去了。门外是大良们笑嚷的声音。

但他一出去，孩子们的声音便寂然，而且似乎都走了。他还追上去，说些话，却不听得有回答。他也就阴影似的悄悄地回来，仍将一把花生米放在纸包里。

“连我的东西也不要吃了。”他低声，嘲笑似的说。

就在两兄弟还是和睦相处的时候，信子对鲁迅的敌意就有这么深了。会有人去调戏一个对自己满怀敌意的人来自讨没趣吗？

许寿裳说“羽太信子是有歇斯台里性的”，是确实的。歇斯台里，通译为歇斯底里，即癔病。周作人自己就常常为信子的癔病所苦。例如1934年她同周作人到日本游历，这在她本来应该是一件高兴的事，可是她疑心丈夫有外遇，“冷嘲热骂，几如狂易”。下面从《周作人与鲍耀明通信集》（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中所载周作人晚年日记中摘录一点她癔病发作的记载：

1960年11月15日：上午大不快，似狂易发，请江太太来劝，殆无效。……白太太、王大夫来，亦加劝喻。……晚又大不快，八时始得了事大吉。

1961年3月30日：晚又不快，近日几乎无一日安静愉快过日者，如遭遇恶魔然。

4月2日：又复发作，甚感不快，深以无法摆脱为苦恼，工作不能，阅书亦苦不入。

4月3日：又复不快，每日如是，如恶梦昏呓，不堪入耳。

4月12日：晚又无端发作，独语历一时许始已。

4月13日：晚又发作，独语一刻，不快殊甚。

6月4日：终日不快，如遇鬼祟，一似故意寻衅者然，殆非云冤孽不可也。

6月28日：似午前辄易作，语无伦次，只能不闻对付之，然亦苦矣。

8月20日：下午无端易作，大为不快，唯有归之因缘运命而已，殆非死莫救也。

9月4日：每日呓语如易作，殆不能堪，真冤孽也。

9月26日：上午又复易作，但在自己不知警惕，亦咎由自取耳，以后当勉作聋哑，或为死人，则尤善耳。

10月25日：不快，为避喧至街……

10月26日：写《谈往》，苦易时作，不能静心。

11月7日：上午无端发怒，易作如遇猘犬。

11月12日：晚因鱼又狂易大作，避至西屋睡，后昏呓至十一时始已。

12月17日：下午又易作，虽是病态，然破坏所有感情，不惜破釜沉舟，真“恶魔”也。

12月20日：晚又易作，真不知好歹，只好默然耳。

1962年3月2日：易作，如谵如呓。

3月3日：上午呓语不可堪，殊难执笔。

这里的“易”字当是“癔”字之代，“易作”即“癔病发作”的意思。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事发那天被周作人剪去十来个字的日记：“7月17日，阴，上午池上来诊。下午寄乔风函件，焦菊隐、王懋廷二君函。”池上是常来八道湾看病的日本医生。《周作人传》的作者钱理群看到“池上来诊”的记载，推想道：“那么，信子是否也发生了类似的病呢？这一天，周作人所住的后院里肯定是不宁静的。”假如这天池上真是来给癔病发作的信子看病，信子“易作，如谵如呓”，周作人就是把她的谵语或者呓语作为同兄长绝交的理由了。难怪后来鲁迅说起他，说“启孟真昏”。

羽太信子之所以敌视鲁迅，还有人提出是由于经济方面的原因。最早提出这个说法的，是鲁迅作人共同的朋友郁达夫。郁达夫在《回忆鲁迅》这篇长文中说：

据凤举他们的判断，以为他们兄弟间的不睦，完全是两人的误解。周作人氏的那位日本夫人，甚至说鲁迅对她有失敬之处。但鲁迅有时候对我说：“我对启明，总老规劝他的，教他用钱应该节省一点，我们不得不想想将来，但他对于经济，总是进一个花一个的，尤其是他那位夫人。”从这些地方，会合起来，大约他们反目的真因，也可以猜度到一二成了。

后来周建人、许广平也都谈到了这个经济方面的原因。

鲁迅和周作人不仅仅是同胞兄弟，而且在写作翻译这些方面长期合作，志趣相近，关系不比寻常。决裂之后，两人都不能忘怀旧日的情谊。1925年10月间，两个人都互道了一声“珍重”。

关于北京胡同

砖塔胡同还保留着。位置在西四丁字街（红楼电影院）。

以后会不会拆，我觉得只是时间问题。

砖塔胡同以北、地质部以东的一片地带已经拆了，为了建造地铁4号线的车茄虚站入口；砖塔胡同以南的缸瓦市地区路西的一片商户也拆了，原因我不太清楚。西四一带09-10年的拆迁面积不小，包括上面说的两个位置，还有胜利影院旁边的西安大院都是要拆的。

砖塔胡同东口的那座古塔建筑，09年修复了，说明这个建筑应该是不会动的，但是胡同内居民的住房条件不容乐观，保护文物和拆迁改住户并不矛盾，相反，拆迁居民住户不但能改善人民生活，更有利于文物保护。更何况，砖塔胡同南北都拆迁了，如果只有这条胡同原封不动，绝对是有悖于和谐亮纳败社区建设的。

这条胡同拆迁需求很大，但是面临的问题也很大。首先，胡敬颤同居民都是老北京、老住户，对住所有着很深的感情；其次，人均住房面积极小，应该不到15平米每人，有的小小的房间内，住着几代人，几户人；第三，全部都是平房，相对楼房拆迁，平房拆迁的成本更高。以上三条是拆迁面临的巨大问题，表现为拆迁成本巨大。

我认为，砖塔胡同拆迁是肯定的，由于难度太大，时间上不好预测。

胡同，就是一般常说的巷。称巷为胡同，只是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几个城市的习惯，其他地方不兴这个名词儿。因为它在北京最普遍，所以被看成北京的特产。说到北京，自然会想到胡同；说起胡同，自然会想到北京。正像“京剧”、“京调”、“京味儿”这些号称姓“京”，但却来源于四面八方的事物一样，胡同这个名词儿，起先也不是北京的土产。八百年前的“老北京”压根儿就不曾听说过胡同。

只因为七百多年前蒙古族建立的元朝，以今天的北京为首都，统治全中国，胡同这个蒙古名词儿，才被移植到北京来。其实，它只是用汉字记蒙古语的音，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或写做“衙衙”，或写做“胡洞”，或写做“衙通”，或写做“胡同”，并无一定。后世为了求简单，才逐漏拍渐统一写作“胡同”。至于它在蒙古语中的本义，是指水井。“巷”，怎么会和水井扯到一块儿去了呢?

原来，元世祖忽必烈在七百二十多年前，下令在今北京的旧城，也就是汉、唐以来的幽州城及辽的南京城、金的中都城的东北，辟建新城，这便是曾令当时的欧洲旅行家马可·波罗惊叹不已、西方人听了不敢相信的“汗八里”，也就是元代的大都新城。今天北京城的基础，就是这座大都新城。大都新城是一座规划城市，一切都按照事先的设计来施工．依纵贯全城的南北中轴线来配置街巷。居民的生活用水，都取自巷中凿好的水井。比如，汉语称这条巷为“三条巷”，蒙古人却习惯于以水井代指巷，便管它叫“三条胡同”。日久天长，胡同倒成了时髦和新潮的语言，流行起来，变成了巷的通称。后来虽然元朝灭亡了，但胡同这个名词儿，却被沿袭了下来，而且更加普遍。于是，胡同便姓了“京”，成为北京的特殊标志。从这儿不难看出，北京这块历史烂茄文化沃壤，是多么善于吸收外来营养，也说明历史悠久、蕴涵丰富的北京历史文化，就是这么一代一代地多向吸收、层层积累和沉淀所凝聚成的硕果。

说起北京的胡同，除个别晚辟的以外，绝大多数都可以称得上是“老寿星”。今天内城的基本格局，大体奠定于元代。明初洪武年间，将北城墙由今德胜门外祁家豁子和安定门外小关一线南缩至今德胜门、安定门一线，永乐年间又把南城墙从今东、西长安街一线南拓到今前三门(崇文门、正阳门、宣武门)一线，这新拓区域的胡同，便形成于那个时候。外城虽然兴建于以后的嘉靖年间，但前三门外邻近城门和干道的一些胡同，却早在兴建外城以前就有，有的可以上推到明初，或者还早。外城西部，今南、北柳巷，魏染胡同以西，因与原金中都城区重合，有不少胡同的历史不仅可以上溯到辽、金，甚至更早。

这样，论起北京胡同的年龄，二三百年的算年轻，四五百年的很平常，六七百年的并不稀奇，千八百年的也不是没有。比如，宣武区的法源寺始建于唐贞观十九年(645年)，它门前的东西向通路，便是唐幽州城内城东门外的大街，说起来已有一千三百多年；今广安门内、外大街，原是出入辽南京城东面北门的干道，至少也有千余年；今广安门内的南、北线阁街，得名于辽南京城内的燕角楼，楼的遗址在今南线阁街中段，说起来也是千年“老翁”了。元曲《张生煮海》中有“我到那里寻你?”“你去兀那羊市角头砖塔儿胡同总铺门前来寻我”的对话。“羊市角头”，就是今天的西四十字路口，砖塔儿胡同是因胡同东口路南有佛教曹洞宗大师万松行秀禅师的骨灰塔而得名。砖塔今仍屹立，砖塔胡同也沿称至今，算来也有七百多年了。再如，著名的文化街琉璃厂，该处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唐代。今该街有海王村书店，就是因为九百年前的地名而来。今北海北面的龙头井街，九百年前这块地方叫龙道村，后来，“龙道”演变成了“龙头”，一直沿用至今。又如，今西城区的交通要冲新街口，今东单北路东的新开路胡同，别看它们的名字中有个“新”字，其实至少也有四百多年的历史了。早在四百多年前的《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中，便记录着它们的名字。称“新”的，敢情都有四百多年了，其余的资格当然更老。这么说吧，随便拿出一条北京的胡同来，就比当今世界上好多国家的建国历史还悠久。光这一点，能不说是北京历史文化的骄傲?

“老寿星”自然经多见广，阅尽沧桑。单拿一条胡同来说，既可以讲它几百年来格局的形成与变化、名称的缘起与更易，也可以讲几百年来隶属与管理制度的来龙去脉、两旁建筑与各种设施的始末原由，还可以讲几百年来的风土民情、礼俗好尚，更可以讲几百年来发生的人事变迁，珍闻遗迹……可以说是大有讲头。

　返历羡　比如，今东城区的张自忠路，别看只是一条长七百二十米的胡同，它的故事却多得很，且不说它如何从只有六七米宽的普通胡同，逐次拓展为二十多米宽的交通干道，又怎样从清初的东口不直通大街，变为畅通，也不必讲它本名铁狮子胡同因何而起，抗战胜利后又为什么用抗日名将张自忠将军的名字命名，以及“文化大革命”中又为何改名地安门东大街，单说今街路北的每个门户，都关系着相当丰富的历史事实。简单说，今1号门，清代时是两座王府，西半为顺治帝第五子恭亲王常颖及其后人的住所，东半原是康熙皇帝第九子贝子允渢府，后来改为雍正皇帝第五子和亲王弘昼及其后人的住所。清末，东部改建为贵胄学堂、海军部，西部改建为陆军部。中华民国建立，总统府和国务院就设在这里。当年，袁世凯就是在这里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后来，总统府迁走，但这里一直是国务院。1926年的“三一八惨案”，就发生在它的门前，当时这里是临时执政段祺瑞的执政府。以后，这里一直是军政机关。新中国成立后，才成了学校。由这个门往西，有乾隆皇帝第三女固伦和敬公主府。院内建筑，至今保存完好。再往西，最著名的是23号门，这里是孙中山先生北上“讨论国是”时的行辕，1925年3月12日，这位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就在这里溘然长逝。一条胡同，就有这么多的内容，若把好几千条胡同合在一起，那真是说不完、道不尽。可见，说通过胡同，足以把握北京历史的轨迹，体味北京文化的内涵，真是一点儿也不假。现代文学大师老舍，就是通过新街口南大街路东的小羊圈胡同(今名小杨家胡同)居民在沦陷时期的形形色色，写出足以反映抗战时期众生相的《四世同堂》这部名作的。一条不起眼儿的小胡同，竟会成为北京城的浓缩，要是合成总体，它的内容，岂不要海了去了吗?别的不说，单讲咱们说了半天的“胡同”二字，就大有讲究。也许，您已经注意到了，有时读做“胡痛”，有时又读做“胡痛儿”，但决不能读做“胡同”。若是一张嘴就胡同、胡同，那等于“自报家门儿”，告诉人家您是外地人；若是“胡痛”、“胡痛儿”不分，您就算“露了怯”，不懂其中的分别。为什么要读“同”为“痛”，因为蒙古语原音就是“痛”。为什么又有“痛”、“痛儿”的区别，这就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明白的了。大概地说，大的、宽的、老的为“痛”，相反，就是“痛儿”。当然，这里面还有许多奥妙，时间不允许细说。总之，只有“老北京”才会父祖相传，分别得清清楚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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