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高质量医疗资源缺乏且分布不均。这对于每年400多万新增的肿瘤患者而言，意味着大量的患者很难获得适合他们的医疗服务。医疗资源分布不均，即使在一线城市也要面临医疗机构难以提供持续性的、高标准医疗服务的问题——如何解决诊疗资源的紧缺，以及如何实现全国范围内尽可能多的诊疗规范化的扩展覆盖？这些都是在诊疗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

技术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解决这一痛点的契机。随着人工智能的不断成熟，行业正 探索 通过人工智能技术让机器实现可复制化的服务，让机器实现对每一个患者服务的标准化，且将服务成本降到足够低的规模化的服务能力。这个共性问题正在逐渐得到解决。

CSCO AI就是这样一个解决方案。它是由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携手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浙江海心智惠 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心智惠”）联合开发，结合CSCO临床诊疗指南、专家临床实践经验、肿瘤知识图谱、高等级临床证据、不良反应管理体系等多维度专业领域知识，协助临床医生制定更规范、更精准的治疗方案。目前，海心智惠已成功建成国内领先的肿瘤智能服务新平台，为患者提供包含诊疗、康复的全病程一站式管理服务。这其中，海心智惠构建出的领先行业的知识图谱能力是一切的基石所在。

知识图谱是Google在2012年提出来的一个知识网络体系概念，简单地说就是将散落的信息通过语义关系连接起来，转化成可视化的知识网络。知识图谱技术可以对医疗数据进行统一建模、组织和管理，不仅能够有效地描述、挖掘医疗知识间的关系，而且也为更高层次的医学应用比如辅助临床诊疗决策、医疗问答等提供了强有力支撑。

有了知识图谱这样一种知识表现方式，该如何去利用它，就成了摆在海心智惠面前的一道选择题。即便是聚焦到医学领域，去建一个通用医学知识图谱，也只能是把一些疾病的知识、定义梳理整合。“通用医学知识图谱在临床应会有很大的局限性，它只适合去做一些简单的科普、导诊以及初步判断，如果要深入到疾病和临床诊断过程，甚至整个疾病的管理、跟踪、随访的细节里面去，便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每种疾病自身的差异和整个临床治疗相关的知识体系延展开来，相互关联又相互影响，使得通用型知识图谱体系在药物选择、后期康复等方面都会遇到困难”，海心智惠创始人李颖赟这样说道。

因此，海心智惠选择用“做深做细”的方式结合人工智能去构建一个肿瘤治疗全病程服务体系的知识图谱，它要将所有和肿瘤相关的知识清晰定义出来，这无疑是知识图谱最完美的应用方向。

“我们在前期花了几年时间把肿瘤从确诊开始到肿瘤进入治疗，再到病人全程管理的知识定义出来，这才把一个比较全面的肿瘤知识图谱建立起来。之所以选择肿瘤这个领域，在于这个疾病的特征是其整个诊疗体系相对其他疾病来讲更加复杂，持续治疗过程时间跨度更长，知识图谱在肿瘤治疗领域能最大程度发挥其作用”，对于为什么选择将知识图谱应用于肿瘤赛道，李颖赟这样解释。

第二个原因则是肿瘤的诊断和治疗的知识每年都在不断更新。随着 科技 的发展，某些疾病已经被完全研究透彻，十年前跟十年后的治疗策略并没有本质差异。相比之下，人类仍然未能完全了解肿瘤的发病原理和机制，其治疗是一个日新月异的发展过程。放眼全球来看，医疗机构对于肿瘤治疗的规范性程度并不算高。医务人员面临非常大的挑战——如何能紧跟国内外的学术前沿发展，并能精准的掌握最新的临床研究进展和治疗方式的扩展，准确地掌握最新的药物和治疗方式，并且运用在最适合的患者身上？“如果一个城市30年都没有修过新路，那么在这个城市中生活的人其实是不需要地图和导航的——因为什么都没有变。但是，如果这个城市飞速发展，‘三年小变样，五年大变样’，那即便是从小就在这个城市中生活的人在出行时或许也需要导航来指引”，李颖赟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肿瘤治疗的日新月异。

抗肿瘤全身治疗手段在近十年来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十年前可能会以化疗为主，但今天，临床已经有了更多的选择：靶向药治疗、免疫治疗、再到最新的CAR-T细胞治疗等，不胜枚举。这也说明了国内一直在努力尝试建立起更加现代化、规范化的诊疗服务体系，能够让肿瘤患者得到最恰当、最规范、最标准和最合适的治疗。

辅助决策系统就是帮助医生实规范化治疗的最佳工具。CSCO AI的智能辅助决策系统在患者通过APP上传各类医疗诊断资料后，AI自动生成诊疗建议报告并提交至高级别专家审核反馈，AI模型又能根据专家审核结果持续得到闭环训练。在这一套运作系统的背后是海心智惠凝聚专家实力打造的肿瘤领域知识图谱与神经支持决策算法的结合。

透过知识图谱全面的知识体系，海心智惠通过CSCO AI除了在智能辅助诊疗方面实现治疗规范化和均质化外，还实现了院外患者全程管理，从而多方共赢——医院提高治疗总生存率，患者提高生存时间、生存质量和治疗依从性，制药企业也通过数据赋能和数字化平台结合，提高了对患者的支持能力，实现精准诊疗，精准康复支持。同时，基于全病程管理的临床新药服务体系为患者精准匹配临床研究，提供给患者一个更多的选择可能性。

以精准病情为依托，建立面向患者全治疗周期的内容服务能力，从用药心智建立、正向经验激励、关键节点的强效服务等多维度手段实现高价值的社群平台。这些都是海心智惠服务的特色。

知识图谱是辅助诊疗决策的基础，高质量的数据和专业的知识体系又是知识图谱的基石，因此如何搭建数据层和知识体系，就成了知识图谱质量高低的关键。

CSCO AI的知识图谱并不是凭空创造的，而是把目前临床专家们正在运用的知识进行有效的计算机结构化沉淀以便于再次运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辨别什么是影响临床决策的知识依据。只有先把这个知识定义清楚之后，才能针对这些知识设计对应的模型。

肿瘤治疗是一种循证医学，必须有充足的证据支撑才能够影响临床决策行为。然而，肿瘤种类繁多且特异性强——每种肿瘤至少具有3000个临床治疗决策的高等级临床证据。将这些证据结合，才能基本将肿瘤相关的诊疗体系和知识体系构建起来。“什么样的人群、特征、分子分型、基因位点、在什么情况下接受什么样治疗，能够获得更好的疗效，这是第一层面基础”，李颖赟说道。

在建立第一层面基础后，接下来就需要考虑临床治疗方案与患者体质的契合度，比如，患者身体是否能够承受，其基础疾病和既有并发症是否会对治疗选择产生影响。这是第二层面表现，即临床运用中扩大的知识体系。

在这个过程中，海心智惠CSCO AI是以病情的整个治疗知识为核心构建单个肿瘤最底层的核心知识体系，然后在临床应用中进一步扩展知识体系的建设。这样既能保证有核心证据的专业度，又能显现临床运用过程中医疗的专业度。

鲜为人知的是，“沟通”是知识图谱搭建过程中的最大难点。知识图谱想要从大数据里边提炼知识和关系，需要有不同专业的人员协调配合。因此，将知识图谱技术运用在特定的业务领域里其实就是一种跨界行为。其难点在于到底由谁来把跨界的知识融合在一起，这是第一个难点。这意味着，肿瘤知识图谱的构建者需要掌握工程算法并了解肿瘤的所有术语定义及基础医学知识。“如何把知识图谱这项技术运用到一个新的业务领域里去，会有一个天然的障碍，叫知识壁垒。掌握知识图谱技术的人是理工科系的，掌握医学知识的则是医学系的，两者都有各自的思维定式，很难进行专业的学科对话”李颖赟对此表示。

第二道壁垒则是对于专业知识的理解和梳理。李颖赟认为，只有对知识进行体系化的梳理后才能进行知识图谱的初步搭建。之后，在这个图谱之上进行业务建模；在业务应用时又有新的专业的临床知识输入。计算机如何去运用这些新知识，如何将新知识放在一个具体的患者案例身上进行有效地推理和决策则是第三道壁垒。

因此，医疗知识图谱的搭建最大的难点在于跨学科融合，融合的难点则在于整个过程对两个学科的要求都比较高。这也正是海心智惠的优势所在——其为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的人工智能战略合作伙伴。在学会的推动和帮助下，国内的头部肿瘤专家们基于对于 社会 责任的高度认知，花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帮助海心智惠的技术人员理解临床路径并厘清体系脉络。CSCO AI是第一个基于中国的诊疗指南和诊疗实践开发出的智能辅助决策产品，是从中国的国情出发的具有中国特色基础的，也因此更契合中国的诊疗应用场景。CSCO AI才能在全国数十个省份数百家医院落地，数万名患者因此获益。

不仅如此，CSCO AI在多场景的应用也能实现其更高的临床价值。比如上下级医院的互联互通——患者通过APP线上咨询，医生通过使用CSCO AI作为上下级医院的联动的工具，带动不同层级医院的规范化诊疗。

CSCO AI也可以是科研工具，通过真实病例开展临床研究，从多个角度 探索 智能决策系统对患者治疗和临床应用的帮助。此外，CSCO AI提供的治疗方案建议遵循循证医学，可以作为科室、医院、医联体、政府等规范化治疗的质量控制工具，提高区域规范化治疗的综合水平。教学医院还可以将CSCO AI作为住院医生的病例分析学习和考核工具。作为肿瘤患者的治疗决策参考及管理工具，CSCO AI也可以同时在MDT讨论、医生学习、查房、病例讨论等多场景结合应用，从而提升整体临床效果。

海心智惠的肿瘤知识图谱的底层虽然很复杂，但在易用性上却有很好的表现。对于患者来说，只需要按照平台给予的提示步骤进行操作即可，完全没有上手难度。对于医生来说，海心智惠这套人工智能驱动的全病程管理系统在患者长期治疗管理过程中，实现了系统跟踪能力、监测能力、随访能力和数据管理能力，最终达到在医生、护士和患者之间的效率平衡。

这套依托于知识图谱的个案管理服务的另一亮点在于引入个案管理师角色，在医生和患者之间搭起沟通桥梁。个案管理师既能协助科室完成日常患者管理工作，又能跟踪督促患者完成治疗及康复等相关事项，还能监测并协助医生介入院外不良事件的处理。有了个案管理师的跟进，对患者的诊疗管理也从院内延伸到了院外，将诊疗行为连续化。

对此李颖赟认为：“肿瘤诊疗这个领域未来一定会进入到一个以患者服务为中心的时代。通过人工智能的帮助，多方角色高效率协同帮助患者完成整个治疗管理服务。当然，这个体系目前没办法一蹴而就，还需要在实际使用中不断进化。”

虽然构建了底层如此复杂的知识图谱，但对于知识图谱以及辅助诊疗系统的能力边界，海心智惠是有清醒认知的。目前，无论是在病理、医学影像、诊疗等领域基于AI技术进行的模型构建、定量分析、特征关联、决策建议、疗效预测等方面的尝试，都只是帮助医生提高诊疗效率、准确率以及预测疗效的能力，赋能医疗行为，并不会干涉到医生的判断决策权。

技术之于医疗，需要常怀敬畏之心。

揭秘肿瘤科里的隐秘利益链 医生发文呼吁遏制肿瘤治疗中的不良医疗行为

肿瘤生物疗法是一种新的自身免疫抗癌治疗方法。通过提取患者身体的抗肿瘤生物疗法是一种利用生物制剂（如细胞、核酸和蛋白质）和调节生物反应的小分子药物治疗肿瘤的方法，与细胞毒性化疗的本质区别从分子靶向治疗、免疫治疗、药物治疗、药物治疗和药物治疗等角度分析了肿瘤生物治疗的现状和发展趋势，肿瘤拮抗剂的应急反应和个体化治疗。

分子靶向治疗是基于MS来稳定肿瘤细胞的生长并在体外培养它们。未来肿瘤生物治疗的发展方向将是通过开发新的生物治疗方法来打破机体的免疫耐受，从而进一步提高生物治疗的临床疗效。将其植入人体，以改善机体自身免疫功能，实现肿瘤生物治疗，包括基因治疗、细胞因子治疗干细胞肿瘤治疗的应用前景。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干细胞在抗肿瘤领域的应用也不断拓瘤的发生和发展与肿瘤干细胞密切相关，据会议主席之一介绍，仁济的医生人数呈持续上升趋势；在2018年FDA批准的16种新癌症药物中，用于治疗实体瘤的新药物在FDA 2018年批准的16种癌症新药+3种生物肿瘤类似药物中，传统肿瘤治疗仍然难以解决肿瘤复发和转移的主要问题。

8月18日，在2019年中国肿瘤大会现场，肿瘤生物治疗是USAR现代生物技术及其产品通过调节宿主免疫预防和治疗肿瘤的一种新方法。从理论上讲，每个肿瘤患者都可以从免疫治疗中受益，术后生物免疫治疗可以消除更多的残留肿瘤和癌细胞，延缓或消除复发，并为该方法在不久的将来的发展提供指导。Ngs作为个体化治疗的诊断工具和筛查手段也有很大的前景。

生物技术行业：首个肿瘤二代测序伴随诊断获批 开启肿瘤精准诊治新纪元

肿瘤病人求生的希望被利用，成为医疗乱象滋生的阴暗角落，最后落得人财两空？

4月18日，针对当前癌症治疗乱收费现象，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下称“北医三院”）肿瘤内科医生张煜发帖予以揭露其中存在的诸多问题。阐述了目前的肿瘤治疗乱象并提出可能的解决方式，请求国家尽早设立医疗红线，遏制肿瘤治疗中的不良医疗行为。

其中他指出有医生滥用PD-1抑制剂，在胃癌术后、胰腺癌术后、肠癌术后、胆管癌术后的明确不需要进行PD-1抑制剂治疗的患者，被错误告知可以明显增加疗效，从而诱导这些患者进行PD-1抑制剂治疗。此外还有上海某三甲医院医生让患者进行NGS测序：2万左右的花费但对治疗没有任何作用，且向患者推荐无效、昂贵、不合法的NKT治疗，每次治疗费用多达3万。

张煜医生认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肿瘤的治疗是不应该人财两空的，而应该是治疗效果比目前更好并且花费更少。

下一步，将持续推进肿瘤诊疗管理工作，进一步健全管理制度规范体系，加大监督指导力度，确保相关要求落实到位，着力提升肿瘤诊疗规范化水平，维护人民群众 健康 权益。

而在对于肿瘤治疗的诸多乱象中，张煜在文中列举了滥用PD-1抑制剂，在胃癌术后、胰腺癌术后、肠癌术后、胆管癌术后的明确不需要进行PD-1抑制剂治疗的患者，被错误地告知可以明显增加疗效，从而诱导这些患者进行PD-1抑制剂治疗。

而据此前张煜医生的描述，一位胃癌肝转移的患者在上海某三甲医院就诊过程中，被该院普外科陆巍医生蓄意诱骗治疗，通常胃癌的一线治疗、二线治疗和三线治疗花费并不高，国家都可以报销。但不当的操作导致患者生存期明显缩短，家属花费了常规治疗 10 倍以上的费用。

其中指出的第一步就是，让这位患者进行NGS测序，使其花费2万左右。张煜指出其采用的NGS是目前认为最不可靠的抽血检验，而不是可靠性更高的肿瘤活检组织检测。也就是说，做完的NGS结果几乎没有任何参考价值，按照常规应该将患者诊断时使用的胃镜病理组织切片进行检测更准确，需要患者回当地取标本。但陆医生非常着急，毅然决定先抽血测了再说。

肿瘤是一个多基因疾病，基因变异在肿瘤的发生发展、治疗指导中的作用已经毋庸置疑，因此基因检测已经成为肿瘤患者的常用诊疗工具。随着 科技 的发展，NGS 也成为目前最为炙手可热的检测技术。

NGS 也称为大量并行测序（MPS）或高通量测序技术（HTS），允许短时间内同时检测大量核苷酸，因此以低成本、高准确度、高通量和快速检测而成为目前最常用的基因检测手段之一。但是在医院端销售过程中，带金返点也成为行业内公开的秘密。

就在4月14日，国家卫健委等六部门联合印发《不合理医疗检查专项治理行动工作方案》，将通过开展为期一年的专项治理行动，严查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不合理医疗检查，包括实验室检查、病理学检查、各类影像学检查等。

文件显示，监管部门将对医疗机构的患者医疗检查情况进行自查和抽查，组织专家对检查必要性和规范性进行论证，对于超出诊疗范围的检查、无依据检查、非必要重复检查等行为进行严肃处理。

而据业内人士透露，广州某三甲肿瘤医院也开始严查检测外送业务与医药代表行为，医院的每个楼层都安排了保安巡查。相关知情人士透露，该院此轮严查可能和某基因检测公司的医药代表在开展院内拜访时遇到相关监管部门工作人员，却说了一些不太合规的言论，随后该名医药代表被医务处带走调查。

有人说在肿瘤科，生是偶然，死是必然。但在跟死亡抗争的过程中，既离不开各种创新药品天价的研发投入，也离不开每一个白衣天使投入的时间和精力。

针对肿瘤治疗中的诸多乱象，张煜医生也在发文中指出了自己想到的解决方法，如法律的支持，依法治理医疗乱象，加强监管体系，推进同行监督机制，向民众普及正确知识。

事实上，为了摆脱以药养医的顽疾和带金销售的问题，除了推行带量采购等措施以外，国家及地方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如2020年12月1日正式实施的《医药代表备案管理办法》。列明了医药代表应从事的四项主要工作任务：拟订医药产品推广计划和方案；向医务人员传递医药产品相关信息；协助医务人员合理使用本企业医药产品；收集、反馈药品临床使用情况及医院需求信息。根据规定，凡是给医疗机构人员进行信息传递、学术推广、不良反应收集反馈的人员均要在指定平台完成备案，医疗机构有权按备案要求查询医药代表信息或要求其出示备案表。

张煜撰写全文如下：

我叫张煜，是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一名普通的肿瘤内科医生，民盟成员。近1年多我碰见了很多事，让我经历了纠结和痛苦，也促使我去思考，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现在我觉得想明白了，觉得有很多话要说，因此写下这篇文章。

几乎每个中国人都有这个感觉，国家变得越来越强盛，人民生活水平越来越好，不公平的现象越来越少，体制也变得越来越透明。我们都是其中的受益者，并且为国家的发展和强大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但是，今天要说的是不好的方面，是关于目前肿瘤治疗中出现的大量不良医疗行为和一些肆无忌惮的医生，以及分析其中的原因和提出解决方式。请想一想，有多少患者罹患肿瘤后时常担心人财两空，谈医院而色变，甚至拒绝去正规医院接受治疗。很多民众心中已经形成了这样的印象：肿瘤治疗不仅费用昂贵而且效果不佳，去了医院医生就是为了赚钱，最后很可能人没了，钱也没了。很遗憾，这种印象并不完全是凭空想象，现实中诸如此类的真实事例不断在发生着，并且每一个真实事例都很可能意味着一个家庭的破碎甚至返贫。

其实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肿瘤的治疗是不应该会人财两空的，而应该治疗效果比目前更好并且花费更少。那么为什么仍然有这么多人财两空的悲剧发生？实事求是的说，很多是由负责治疗肿瘤的医生造成的。

我认为，目前医疗最大的问题并不是以药养医，而是监督力度缺乏，导致某些医生肆意妄为，由此而来的不良医疗行为伤害了患者的利益，是导致医患纠纷增加的重要因素，同时这也是导致普通民众认为看病难看病贵的重要原因。部分医生作恶的后果由全体国民一同承受，这非常不公平。

我无法接受无辜的患者因为医生的不良医疗行为死亡率升高甚至直接导致死亡，无论如何，都必须写下这篇文章并公布于众：阐述目前的肿瘤治疗乱象和提出可能的解决方式，呼吁国家重视和进行监管。

第一部分：当前肿瘤治疗中的乱象

肿瘤患者是非常大的群体，2020年中国新发癌症患者457万人，死亡人数达300万，死亡率居高不下，发病率仍在上升。为什么死亡率如此之高？除了常见的诊断时已处于较晚的分期，基于我亲眼所见，我有理由相信这是因为不规范甚至错误的诊疗导致的，其中有相当比例的患者支出了不必要的昂贵花费，并且有一定比例的患者因为不规范甚至错误的诊疗而死亡。虽然这个比例没有具体统计也很难统计，但很可能超出我们的想象。可以说，神州大地血泪斑斑，而更值得我们深思的是，直到现在，很少人发声谴责这种违反医生职业道德的行为。

我以自己的职业生涯作为担保承诺以下陈述的真实性：

在过去1年多时间里，仅仅我自己就遇到了几十家医院超过百例的肿瘤患者接受了不当甚至错误的治疗，即明显违背了肿瘤界公认基本原则的治疗，其中部分是非常恶劣的行为，后续会举例阐述。这些不良医疗行为无一例外的导致患者的花费大幅度增加，并对患者带来伤害和痛苦，甚至有部分患者因此死亡。而且所涉及的不仅是普通的地方医院，还包括多家三甲医院的肿瘤医生，甚至是北京、上海、广州、天津和重庆等地区都有一些医生在肿瘤治疗中有明显的不端行为。更有甚者，高度怀疑有的科室制定了统一的策略，不遵从最权威的肿瘤治疗指南（中国CSCO指南、美国NCCN指南或欧洲ESMO指南），对肿瘤患者故意不采用标准治疗方案而改用其它方案，并且有充分证据表明这种方案更改对患者是有害无利，因为会增加患者的经济花费、毒副反应甚至死亡率。以致于我怀疑，可能有高达1/5以上的患者被更改了标准治疗方案，当然，小错就更多。

坦率地说，胡乱更改标准治疗方案可谓肿瘤治疗中危害最大的一种行为。很多抗肿瘤药物本身非常好，却被一些医生甚至三甲医院医生滥用。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两方面：一是专业知识不足，一是经济利益所致。以下均为临床实例：

1、 有医生在对胃癌和肠癌患者进行术后辅助化疗时，用洛铂替代标准的奥沙利铂，用雷替曲塞和被淘汰的去氧氟鸟苷替代标准的5-Fu类药物。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这种行为会造成复发转移率不同程度的升高。

2、 有医生在对肠癌根治术后III期患者时，没有任何指证就在化疗基础上加用贝伐珠单抗/西妥昔单抗，甚至加上没有被批准用于治疗肠癌的安罗替尼或阿帕替尼。有充分证据表明此类患者只应该接受标准双药化疗，胡乱增加靶向治疗会造成复发转移率轻度增加，死亡率增加。

3、 有医生在对明确不需要化疗的患者时，比如I期肠癌或者IIA期dMMR肠癌、IA期胃癌患者，故意夸大病情并采用辅助化疗。有证据提示这样做只能给患者带来伤害，甚至可能增加复发转移风险。

4、 有医生在胃癌和肠癌的术前化疗中，不选择最有把握的治疗方案，而选择疗效差的方案甚至采用错误的方案，比如对肠癌患者使用多西紫杉醇化疗，对胃癌患者使用培美曲塞化疗。

5、 有医生甚至直接摈弃标准治疗方案，完全不对患者进行知情告知和商量，想怎么治疗就怎么治疗，比如鼻咽癌应该外放疗的更改为粒子治疗，肠癌单发肝转移应该手术的更改为射频消融或介入，不应该手术的强行手术。

6、 有医生滥用PD-1抑制剂，在胃癌术后、胰腺癌术后、肠癌术后、胆管癌术后的明确不需要进行PD-1抑制剂治疗的患者，错误的告知患者可以明显增加疗效，从而诱导这些患者进行PD-1抑制剂治疗。

7、 其它种种现象不胜枚举，比如强行要求患者做术后不需要的热灌注化疗，给不需要的患者预防性注射长效升白针，等等。

医生这行确实不容易，工作辛苦，压力大，收入与付出往往不相称，但我认为这些绝不是作恶的理由。按照医疗原则和相关法律要求，执业医生不允许胡乱更改标准方案，给予患者尽可能正确的治疗不是医生对患者的恩赐，而是医生的责任和义务。仅仅因为患者和家属的医学知识薄弱、法律意识淡薄和医疗官司维权不易，很多医生有不良医疗行为却不必承受后果，甚至毫无麻烦。这些医生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和权力来伤害患者，显然是非常不对的行为。三甲医院的专科医生应该是最让患者信任和放心的，这也是作为医生的荣耀，但是很遗憾目前并没有成为现实。

第二部分：发生不良医疗行为的原因

（1） 缺乏监管。这是最重要的原因，医生也是人，也会犯错。但有不少医生以“个体化治疗”为幌子，随意更改和制定治疗方案，美其名曰是为了提高疗效，实际却都是为了一己之私。而我们赫然发现，对这种行为目前竟然没有有效管制。如果没有监管，真的会有相当比例的医生把患者的治疗改得更贵更差，更有甚者，一些医生就是完全不顾患者死活，榨取最大利益，并且还不必因此受到惩罚。这就是医疗矛盾最深的根源之一。如果缺乏监管，有些医生必然会将自己的利益凌驾于患者的利益之上。

（2） 部分医生的无知和贪婪。让人不敢置信的是，有的医生真的是为了钱可以置患者生命于不顾。有的时候是明知道更改患者的标准治疗方案是错的，但就是为了获取利益而进行更改，或让完全不需要治疗的肿瘤患者进行治疗，这类情况临床上屡见不鲜。

（3） 患者作为弱势群体，往往只能选择相信医生而难以了解到治疗错误，甚至即使知道治疗错误却也无力反抗。给卫健委的投诉往往被打回医院自行处理，于是只能诉诸于法律，但是法律程序的复杂繁琐和高昂花费，往往使受到伤害的患者望而却步。一些收入本身偏低的患者，因病致贫，更加难以负担维权的高额花费。

系统性滥用医生职权、违反诊疗原则获取利益同时对患者造成严重损害的行为，会让很多好医生、年轻医生觉得失望和心凉，辛苦工作为患者生命付出努力的医生赚取的收入远远低于这些做出不良医疗行为的医生，这公平么？我相信国家不会对此视若无睹。。

目前的医疗制度也存在问题：医生与患者的根本利益存在不一致，有时甚至是相反的。尤其在肿瘤治疗领域，更是如此。也就是说：如果医生全心全意为患者着想，一切都从患者利益出发，医生会很苦且很穷。反过来：如果医生完全不在乎患者，一切从自身利益出发，医生会得到丰厚的回报，有时甚至超过普通人的想象。

多年之前，当我后知后觉地发现这个事实之后，我默然了很久，并且第一次产生对医生这个职业产生了质疑甚至一丝厌恶。我希望医疗行业更高尚，医生更值得尊敬。

一些医生可以很好的识别出临床上哪些是不能得罪的患者，哪些是没有能力反抗的患者。让人无比愤怒的是，不少经济不太宽裕的患者满怀希望从外地城镇甚至农村去一线城市三甲医院求医，碰见了无良医生，然后被医生告知采用的是专为患者制定的个体化方案，疗效好，只是贵了些，诱骗患者服从并进行治疗。结果往往是花费急剧的升高且死亡率随之升高。明摆着是医生的贪欲和私心作祟而做出这种无耻的事情，却偏要冠冕堂皇，肆意榨取患者的血汗。我仿佛能听见有些不良医生得意洋洋的笑声，患者的巨额花费变成变成了这些医生的豪宅豪车、香车美酒

这就是目前最大的、继续改变的肿瘤医疗的不公平现状。

解决方案：

我反复认真的思索了很久，要治疗医疗乱象着实不易，但我觉得以下四点是最重要的方式。

（1） 法律的支持，依法治理医疗乱象，这是最重要的一点。目前患者通过法律维权确实太难，国家是否可以新增关于医疗纠纷的补充条款，也就是快速处理程序：当明确医生将不符合说明书及指南、临床规范的错误药物或其它治疗方式用于患者，并且没有详细准确的的知情同意时，直接由法院判定医生失职，并快速进行经济赔偿。如此一来，患者的维权显著的缩短时间并简单易行，可以直接震慑医疗不良行为。

（2） 加强监管体系。如果能解决第一条，那么就可以考虑建立不良医疗行为登记制度，一经发现，终身登记。并且可以制定例如发生3次则直接暂停医生执业资格或者永久吊销之类的细则。甚至可以考虑建立主治医生-科主任及院长负责制，从而敦促各个医院不再仅仅比拼临床和科研实力，还要非常重视防范不良医疗行为的发生。

（3） 推进同行监督机制。是否可以选择部分专业水平高和职业道德过硬的医生进行定期审核，严查潜在的错误并及时改正。坦率说，很多地方医院对肿瘤的知识水平确实很落后，需要更正和进步。

（4） 向民众普及正确知识。很多医学基本原则其实并不难懂。医生在做出不良医疗行为的时候，势必需要尝试扭曲患者的观念，灌输给患者错误的信息。但如果患者已经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就会闲着增加不良医生作恶的难度。我国有很多治疗肿瘤的医生（很多是外科医生）对抗肿瘤药物的使用缺乏基本的认知，并且态度散漫，盲目自信，专业性差得一塌糊涂。诸如上述所说，我曾见过使用多西紫杉醇治疗肠癌的外科医生，猜测是该医生觉得多西紫杉醇治疗胃癌都很好用，那么肯定可以治疗恶性程度更小的肠癌，所以予以应用，但实际上多西紫杉醇治疗肠癌完全无效。就是这样，用了错误的药物甚至导致了严重后果。患者依旧没有能力反抗不了了之，一是因为走法院程序太过于简单，二是后续治疗还需要在医院进行，不敢得罪医生。

因此恳请国家通过各种方式设立红线并严格监督执行：任何明确违规且损伤患者生命权益的不良医疗行为，必须从重从快处罚。（个人认为这是改善医疗质量的最为重要的一条，只有这条红线开展并严格执行，才能保护患者安全，减少医患纠纷，是民众之福。我甚至觉得都不需要DRGS系统控费，只要医生治病是以患者为中心，鉴于国家已经为民众下调了众多抗肿瘤药物的价格，只要医生不为了自身利益乱花钱，患者和医保的支出将会显著下降）。

我们来看看一例典型的医疗不良行为。这位医生其实我写过，很多人已经知晓，上海知名三甲医院的普外科医生L医生。他和蔼可亲，说的话令很多患者觉得很有道理，但是很遗憾，实际上述只是表现，行为败坏和道德沦丧。治疗的多位患者都是以赚取利益为首要目的。

他收治了一位晚期胃癌AFP阳性的患者，虽然该类型少见，但根据诊疗规范也应当按照普通胃癌治疗。通常胃癌的一线治疗、二线治疗和三线治疗花费并不高，国家都可以报销。但是陆医生并不满足，结果就是这位患者的生存期明显缩短，花费比常规治疗高了10倍以上，积蓄全无并欠下十多万债务。我们来看看这位L医生是怎么做的。

（1） 让患者进行NGS测序：2万左右的花费。L医生给患者采用的NGS是目前认为最不可靠的抽血检验，而不是可靠性更高的肿瘤活检组织检测。也就是说，做完的NGS结果几乎没有任何参考价值，按照常规应该将患者诊断时使用的胃镜病理组织切片进行检测更准确，需要患者回当地取标本。但陆医生非常着急，毅然决定先抽血测了再说。

（2） 采用奇葩的二线治疗方案：培美曲塞、安罗替尼、奥沙利铂、卡培他滨和他莫昔芬联合治疗，这是LL医生自己生搬硬造出的前所未有的胃癌治疗方案。任何一个知晓肿瘤药物治疗基本知识的医生都知道，这个方案完全不合理。标准的胃癌二线化疗是紫杉类方案，目前认为这是最可能有效的治疗方案之一，并且花费较低。但强行改成上述奇葩方案后花费急剧升高，并且完全无效。

（3） 向患者推荐无效、昂贵、不合法的NKT治疗：每次治疗费用多达3万。目前临床都认为NKT治疗对晚期肿瘤几乎完全无效，因此国家三令五申禁止NKT治疗收费，仅限于免费的临床研究。而陆医生想尽办法诱导患者家属接受该治疗，告诉患者和家属会有很好效果，使得他们借钱去进行这种治疗，最终人财两空。要知道，这些钱都是患者的血汗钱，要1年多才能存下3万元。患者和家属为了看病，每次去上海只能住地下室尽量省钱，并且抱着控制和治愈疾病的希望，满怀感激的给L医生送去特产。结果，L医生是怎么回报的？

（4） 滥用辅助用药：L医生开具了很多辅助药物，诸如日达仙之类。当然日达仙本身是不错的药物，但是确实不适合用于经济不宽裕的患者，性价比太低。

结果就是患者被吃干抹净，当钱花完之后实在筹不到钱，陆医生就开始不闻不问，直至患者去世，生存时间很短，尽管AFP阳性胃癌的预后确实更差，但如果采用标准二线治疗很可能生存期更长，花费是要低非常多。

需要说明的是：我只写L医生，并不是因为没有其它医生这样做，甚至实际上有我认为更恶劣的案例，只是因为第一证据不足，第二我的压力过大。我有自己的工作和家庭，有儿有女，得罪的医生越多压力就越大，我的妻子、母亲反复要求我不要再指责这类黑暗的事件，但我确实忍不住，如果国家不严加管制，一定会有无辜的患者因此失去生命。

我想请求各位类似的医生，行行好，别再干这种事了，这不是医生该干的事，患者的命也是命，你们这种行为引起了我的家庭矛盾，我会非常头痛。

第四部分：期望

平心而论，国家在不断的改善和净化医疗环境，4+7带量采购降低药价，增加医生诊疗工作收费，提高医生待遇，这些都非常好的重要举措。假如国家不降低很多肿瘤治疗药物价格，那滥用情况肯定会更加猖狂。这是一种釜底抽薪的聪明举措，但确实还不够。我期望着国家正本清源，整治不良的医疗行为。希望以后医生都能够遵守肿瘤治疗的基本规范，以患者为中心进行治疗。

监管、监管、监管。医疗行业一日无有效监管，坑害患者甚至铤而走险的医生便一日不能消除。请国家有关部门予以重视，在医疗行业，这才是最重要的事，也是民众最期盼的事。

作为医生，最重要的一个素质便是珍视每一位患者的生命。虽然我们无法把患者等同于自己的家人，但是我们应当认识到患者生命的宝贵，需要认真地对待每一位患者，尽力完成医生的天职，救死扶伤。新冠时期有多少医护人员毅然前往最高危的地区救治病人，他/她们才是我辈的榜样，而不是那些靠着不良医疗行为赚得盆满钵满的医生，对他们应当唾弃。

还有，我以前曾说过，我期盼的是公平的医疗，对患者公平，对医生也公平。医生全心全意治疗患者，以治愈患者为荣，患者能够理解、配合和体谅医生，达到最好的治疗效果。这何愁医患关系不能好转？损害医患关系的，并不是我所指出医疗中的错误，而恰恰是那些对患者做出不良医疗行为的医生，他们才是罪魁祸首。只有遏制这些行为并依法惩处其中恶劣的行为，让每位医生好好看病，我相信，我们医生必然能够获得患者更大的信任和真正的尊敬。

我希望人人都能发声，如果每个人都畏惧遭受报复，都对这种糟糕的行为视而不见，甚至认为事不关已，那就大错特错。最终受伤的不是一个人，而是我们每个人乃至我们的后代。

呼唤监管，依法治疗医疗乱象，保护患者。这是国家应该做的事。希望国家规范医疗行为，严厉打击不良医疗行为。而且是请尽快，刻不容缓。只有这样，每个人才可以放心地走进医院，而不怕遭受不公平对待。我非常希望将来在一个更好的医疗环境中工作，医生的工作重心始终是救治患者而非其他，医生和患者相互善待，共同对抗疾病。

我希望更多的人看到这篇文章，并引起共鸣。每个人都应该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我希望自己努力发出的这点声音，能够得到更多的支持。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我希望我们国家的医疗成为世界最好的医疗典范。

张煜 2021年4月18日

更多内容请下载21 财经 APP

肿瘤生物治疗，在未来发展前景如何

事件

2018年7月23日，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CFDA)发布了《2018年07月23日准产批件发布通知》。其中，由广州燃石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申请的“人EGFR/ALK/BRAF/KRAS基因突变联合检测试剂盒(可逆末端终止测序法)”获得准产批件，该产品将成为国内首个获得CFDA批准的NGS肿瘤多基因检测试剂盒。

评论

首个二代测序(NGS)肿瘤伴随诊断获批： 该试剂盒是中国首个基于高通量测序技术(NGS)以及伴随诊断标准审批的多基因肿瘤突变联合检测试剂盒，将用于帮助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精准选择靶向药物治疗的方式。

伴随诊断产品具备高于一般体外诊断产品的申报门槛 ，2016年9月，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该试剂盒作为中国首个肿瘤NGS检测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批程序”，经过临床样本验证和注册生产质量体系审查，成功获得肿瘤NGS第一证，全程耗时接近2年。

除燃石医学以外， 国内在从事肿瘤NGS产品申报的企业还有艾德生物、华大基因 等多家企业 ，如艾德生物的人类BRCA1基因和BRCA2基因突变检测试剂盒(可逆末端终止测序法)、人类癌症多基因突变联合检测试剂盒(可逆末端终止测序法)；华大基因的EGFR/KRAS/ALK基因突变联合检测试剂盒(联合探针锚定聚合测序法)、BRCA1/2基因突变检测试剂盒(联合探针锚定聚合测序法)等。多个肿瘤测序相关产品成功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批。

美国FDA已经批准了多个基于NGS的伴随诊断产品(如Foundation Medicine的FoundationFocus CDx BRCA ，以及赛默飞的oncomine DX Target Test)，国内在相关产品的监管审批上也在与国际接轨。

此前国内拥有注册证书的类似用途产品主要基于PCR(分子扩增)平台，其优势是价格低廉，且方法简单，便于医院内开展，因而迅速得到了普及。但二代测序法拥有远优于其他方法的覆盖范围、检测通量和检测灵敏度，患者只需经过一次检测，即可同时了解多个肿瘤治疗相关基因的热点及非热点突变全景，并囊括点突变、插入缺失、重排(融合)等多种变异形式，为医生及患者提供多种靶向药物的一站式检测解决方案，节省检测样本和检测时间。这一产品的获批意味着 NGS在肿瘤诊断领域实现了从LDT(实验室自建项目)到IVD(正式体外诊断产品)的跨越，可以正式应用于各个具有NGS检测能力与资质的医院或第三方检测实验室， 具有里程碑式意义。

NGS的应用也将为肿瘤精准诊断打开新的市场空间 ：从定价上看，NGS测序由于其技术的优越性和复杂性，定价收费远高于PCR平台产品，因而NGS肿瘤精准产品的普及有利于提升整体市场规模，类似于体外诊断发展历史上，化学发光免疫(相对于酶联免疫技术)对整体市场空间的提升。

NGS导入医院创造大量销售与服务需求： NGS在精准医疗及伴随诊断领域的价值已经获得临床专家的广泛认可，但其技术复杂，质量体系的标准化、规范化是其临床常规开展的瓶颈。即使产品获批，医院要大量、规范地开展肿瘤精准医疗测序，仍需要高水平的实验室或服务支持。因此，肿瘤NGS的商品化和和商业化，也将创造广阔而庞大的NGS临床服务市场。同时，从商业模式上考虑，NGS产品在终端的销售、学术推广和售后服务需求也将对行业内企业的终端能力提出重大考验，头部企业的竞争优势有望进一步得到放大。

风险提示

产品研发申报不达预期；产品上市后销售不达预期；终端普及速度不达预期；竞争加剧导致降价超出预期。

癌症又称恶性肿瘤，它是100多种相关疾病的统称。根据国家癌症中心2019年公布的数据，我国恶性肿瘤死亡占居民全部死因的23.91%，癌症已经成为我国第一大死因。随着我国癌症患病人数的增长，我国肿瘤医疗服务的需求也随之增长，助推我国肿瘤治疗市场规模增长。

其中，三线及以下城市肿瘤治疗供需矛盾突出，为缓解供需矛盾，三线及以下城市肿瘤治疗将快速发展。未来，肿瘤治疗行业中民营医院的发展潜力较大。

中国癌症成为第一大死因

根据国家癌症中心2019年公布的数据，我国恶性肿瘤死亡占居民全部死因的23.91%，癌症已经成为我国第一大死因。我国癌症发病数逐年增长，据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中心(IARC)数据，中国癌症发病人数从2015年的395万例增至2020年的457万例。

癌症患病人数增长助推肿瘤治疗市场规模增长

随着我国癌症患病人数的增长，我国肿瘤医疗服务的需求也随之增长。据弗若斯特沙利文数据，2015-2019年，我国肿瘤医疗服务市场规模从2314亿元增至3710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达到12.53%。据弗若斯特沙利文预测，2020-2025年，中国肿瘤医疗服务市场规模有望以11.54%的年复合增长率增至7003亿元。

三线及以下城市将快速发展

我国三线及以下城市肿瘤治疗需求量较大。据弗若斯特沙利文数据，2019年，我国三线及以下城市肿瘤医疗服务市场规模占比最大，达57.4%，市场规模逐年增长。从发病人数来看，我国癌症发病人数在三线及以下城市最多，占比为75.1%。

我国三线及以下城市肿瘤治疗供需矛盾突出。从肿瘤治疗设备来看，我国肿瘤治疗设备主要分布在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2019年，我国三线及以下城市每百万人口的放疗设备比例低于一线和二线城市，为22.4%。未来，三线及以下城市肿瘤治疗行业将快速发展，应对需求的增长。

民营医院发展潜力较大

近年来，受国家出台的一系列限制公立医院扩张、鼓励社会办医等政策的影响，民营专科医院发展优势明显。如2019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印发促进社会办医持续健康规范发展意见的通知》提出严格控制公立医院数量和规模，为社会办医留足发展空间。

2019年，我国公立医院肿瘤医疗服务收入为3367亿元，民营医院为3367亿元。虽然从收入份额来看，肿瘤医疗服务市场中公立医院占主导地位，但从收入增速来看，民营医院的增长更快。

2015-2019年，我国民营医院肿瘤医疗服务收入复合年均增长率为23.7%，而公立医院为11.7%。未来，我国肿瘤治疗行业民营医院的发展潜力较大。

——更多数据请参考前瞻产业研究院《中国抗肿瘤药物行业市场前瞻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

以上就是关于构建肿瘤知识图谱体系，CSCO AI要突破肿瘤的全治疗周期全部的内容，如果了解更多相关内容，可以关注我们，你们的支持是我们更新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