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国产大飞机C919成功首飞！

但首飞只是一个开始，所谓首飞，即第一次试验飞行，接下来还有第二次，第三次乃至第N次试验飞行，很少有人知道，在接下来的试验飞行中，大飞机还要面临多少更大难度的挑战。

今天推送一篇旧文，详细记录了同样是国产飞机ARJ21的故事，它在首飞之后经历的种种试飞细节，《把危险试遍》。这些经历，将来很可能都要在C919身上上演。

正前方10公里处是一座高山，飞机却还在以450公里/小时的速度前行，如果不改变方向，只要1分20秒，飞机就会撞到山体，机毁人亡。

警报响起，10秒、9秒、8秒……“拉起！改出！”这个钢铁做的庞然大物突然抬起头来，陡然爬升，就在最后几秒钟，飞机几乎是擦过山顶，与山体最近的距离只有30米，而对于翼展还不到30米的飞机，这已经达到了极限。

虚惊一场！

从外表来看，这架飞机和普通的客机无异，但客舱内的测试机柜还是透露出这是一架试飞用的原型机——中国第一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民用支线客机ARJ21（先试飞ARJ21，接下来试飞的就是今天的大飞机C919，编者2017年5月5日注），飞机上乘坐的也只有试飞机组。刚才这一幕正是他们在进行地形提示警告系统的验证试飞。

很多人对试飞员并不陌生，然而站在他们背后默默指挥着实验任务，与他们并肩承担着所有潜在风险的试飞工程师则很少走进公众视线。近日（是2013年的某天，编者注），中国青年报记者走近中国商飞试飞中心驻扎在陕西阎良这座航空城的队伍，零距离感受这一群体和他们的工作过程。

来一场不可预期的风险之旅

探寻飞行中最危险的点，是这些试飞工程师的重要任务。失速、27节正侧风、发动机停车、舵面卡阻等等，这些人们平时听上去就毛骨悚然的险情，以及那些航空史上超过几万飞行小时才出现一次的小概率事件，却是他们经常要面对和处理的。

刘立苏第一次感到机头“往下掉”时，脸吓得煞白，尽管这位试飞工程师此前曾通过重重的“心理测试”。

普通民航飞机哪怕是接近失速，听到告警，“机组就会被罚款”，但刘立苏和自己的搭档张大伟要做的，却是要关掉失速保护系统，让飞机进入一个自然失速的状态，“要让飞机的升力突然丧失。”张大伟说。

要搞清楚失速，必须先明白“飞机是靠什么浮在空中的”，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却经常使人误解，用试飞工程师王虎成的话说，“很多人以为飞机是靠发动机飞在空中的，这话只对了一半，因为发动机只提供了飞机向前的推力。”那么使它飘起来的力又是什么呢？

这个队伍里酷爱动漫的工科男打了一个有趣的比方，“我们通常乘坐的民用飞机既不是小叮当，也不是阿童木，前者是旋转翼飞机，后者是火箭，都是直上直下的牵引力和反冲力，而飞机靠的是升力。”

具体来说，升力就是依靠飞机机翼自身的设计，使得飞机在运动中机翼上下翼面的气流流速不同，通过上下翼面的压力差产生升力。当飞机向前的速度增加时，机翼下方和上方的压力差越来越大，大到一定程度后，便可以将飞机“抬”起来。

就像人们通常能看到飞行员所做的一个动作是，向后拉驾驶杆，这个时候飞机就会“抬头”，往上飞了起来，但这并非是让飞机的发动机“往下喷”，而是增大了飞机的迎角，增加其升力。

然而，当飞机的仰角大到一定程度，机翼表面气流会发生分离，飞机便会颠簸，在飞机上的刘立苏有种“飞机整个都站了起来”的感觉，他的背一下子压在了座椅上。

接下来，很快，飞机开始往下掉。那种感觉就像“一个人托着你，但突然，那只手没了”。如果没改出来，就意味着飞机将会很快从“失速”进入到“尾旋”状态——就像一只投掷出去的纸飞机，在空中飞行一会儿后螺旋向下，从上面看，其尾巴来回盘旋，接着自由落体，一头栽下去，直至触地。

尾旋在军机领域被称作是“死亡之谷”，曾有不少军机在这里跌倒，再没“爬”起来。

事实上，所有试飞工程师在参加培训时都曾参加过“尾旋”训练。凌宁回忆起一个细节，登机前，培训老师把跳伞包塞到他手里说，“出现意外的话拉这个就行了”，然后，“老师就走掉了”，凌宁手里捧着这个只在电视上见过的大家伙茫然失措。“都没告诉我要拉哪里，根本就是心理安慰啊！”凌宁说。

不过，体积要大上几倍的民用飞机是不会走这种“糊涂运”的，因为他们一旦掉进去，就“改”不出来了。因此，试飞人员的每一次进入都是一次极具“心理压力”的挑战。

尽管刘立苏也曾做过一个在离地20多米的情况下把飞机拉起来的试飞科目，其危险程度在于“再过两三秒，飞机就要撞地了”，但他仍认为相比之下失速更危险！

如今的他，因为“一天飞了120多个失速”，已经是团队里最新一位的“失速哥”，用张大伟的话说，“老是低头，抬头，低头，抬头……相当于一天坐了120多次过山车，其难受程度可想而知。”

把危险试遍

当刘立苏在天上饱受“颠簸”之苦时，殷湘涛却在经历着地面的一个类似“机尾擦地起飞”的高风险动作，这位曾在整个团队里保持过登机飞行时间最长的试飞工程师在面对记者时只说了一句：“有一点怕吧，可能”。

业内统计，90%以上的重大飞行事故都是在起飞或着陆时发生的。印度尼西亚雄狮航空公司一架“麦道-82”型客机曾在印尼中爪哇省梭罗市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造成近百人死伤。

没人敢想象，面前这个带上近百名乘客后重量可达40吨的ARJ21，一旦刹车失控将会是什么样的景象？

殷湘涛要做的就是把这种可能性降到最低，并在最危险的情况下验证飞机“还是安全的”。

之所以让机尾擦地起飞，是为了确定飞机的最小离地速度。从外面看，飞机处于后仰的姿态，说白了，看起来就像是飞机的大半个“屁股”在地上擦着。他们在飞机的尾端加装了“尾撬系统”和一种特殊的金属材料。试飞中，飞机尾部一旦触地，传感器会立即给驾驶舱一个信号，提示试飞员注意。

飞机开始滑行后，尾部火花四溅，二十多公分厚的钢板被刮掉了厚厚一层，此时，机舱里的殷湘涛还在和试飞员开着玩笑：“哥们儿，你屁股烫不烫？”

人们从没有想过，飞机上的油箱还能被晒“爆”了？直到1996年7月环球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47客机在纽约长岛上空发生爆炸事故，造成230人丧生，人们才渐渐认识到这个问题。此后，任何一架新客机试飞，都要完成热气候燃油试飞科目。

当然，ARJ21也不例外。

起飞前，王虎成要做的是“把油箱里的油加热”到54.5℃，比预定的54℃略高一些，以保证航油的温度不会很快冷却下来。而飞机航油的“闪点”是38℃，这意味着，只要飞机上出现一个电火花，就有可能引起爆炸。此外，他还要在这个特意挑选好的高温天气下立即起飞。

至今还让罗海麟捏着一把冷汗的要属“单发失效”了，即关闭本要同时打开的两台发动机的其中一台，看看飞机在这种条件下的飞行状态。说白了，就是看看当飞机遇到这一突发情况时，能否“拖着病体”飞回到机场。

供应商给罗海麟提供了一个理论包线，包线之内的速度和高度是安全的。他所做的就是去验证其“真实性”，比如当飞机飞行到5000米高度时，双发的飞机会关闭其中一台发动机再重新起动，看看能否在高空中顺利重起，如果能，就说明包线理论范围“没有问题”。

发动机并非在任何状况下都能够起动，尤其是在高空，高度越高，氧气越稀薄，发动机吸入的空气就越少，涡轮旋转速度就越慢，如果此时飞机下面就是一座大山，飞机无法下降“让发动机温度升高或吸入更多空气”，就很有可能起动不了。这和汽车发动机有类似之处，比如冬天太冷，有的汽车发动机便启动不起来。

供应商说了一句“在5000米高空时，你不用降低飞机高度依然可以重新启动发动机”，罗海麟要做的就是飞到5000米的高空，去验证到底发动机在此状态下能否启动。

要替公众“把危险试一遍”，这些“必须要做”的科目有上千个，需要试飞上千个架次。朱卫东告诉记者，“我们做得越细，涉及的边线越充分，对公众来说，在正常飞行下的飞机就越安全。”

空中舞台剧的幕后编导

对试飞工程师来说，外行很容易将其身分与设计飞机的工程师和驾驶操控飞机的试飞员搞混。

以前者为例，设计人员考虑的是“要让我设计出来的系统满足适航要求”，因此，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更多关注最后的数据而非具体的飞行过程。而试飞工程师不仅要获得数据为验证提供支持，还要考虑飞行安全的因素，毕竟，他们自己“也在天上”。

就在记者造访的几天前，在一项验证发动机性能的试飞工作中，朱卫东就和设计人员发生了意见分歧。

设计人员的考虑是，让飞机在某一个高度平飞，将发动机推力推到最大，以验证其能否达到某个数值的最大功率，但他们忽略了一点:“在最大功率下，飞机是不断加速的，而飞机飞行有一定速度限制，这在实际操作中是不可行的。”

朱卫东打了个通俗的比方：“这就好比是汽车在高速路上行驶，限速120迈，不可能一下子从100迈加到200迈，要慢慢来，当速度加到120迈的时候，就不能再往上加速了，不然就超速了。”

千万别把试飞工程师，简单地理解为站在飞机上的工程师了。在一次去东营的外场试飞中，试飞工程师乐娅菲将18张任务单大刀阔斧地缩减至8个架次执行。

一般来说，一个任务单就是一个架次，而一个架次的费用就是20万，如果从节省成本的角度来衡量，这就是价值。

乐娅菲是这支前线队伍中唯一的一位女试飞工程师，她负责的是ARJ21-700飞机103架机的试飞工作，这位复旦大学毕业的高材生脑袋里装满了有关试飞工作的专有名词，从任务单会签、相关科目任务协同、飞行监控，到飞行后讲评、制定跟踪架机计划、编制架次报告等一系列试飞环节。

不过，这一切归结到试飞工程师的工作，也就是一句话，“让飞机安全地飞起来，并试到其应有的某种性能”。

这天早晨，乐娅菲穿着一件蓝色工作服，拿着一份任务单，准备登机了。这是头天下午“下任务”的任务单，她和她的飞机今天要做的所有试验点，都写在这张A4大小的纸上。在业内，试飞工程师们将用于检验飞机性能的标准称之为“条款”和“大纲”，简单说，当大纲上每一个条款后面都打上对勾时，这架飞机的试飞工作才能称得上完成了。

不过，试飞工程师所作的工作更细，细到“不仅要完成任务”，还要把“每一步任务怎么完成”给写明白。记载这些细节的就是她手里的任务单。

事实上，在国际同行那里，试飞工程师被誉为试飞的灵魂，试飞员在空中执行试飞任务单中的动作，但是该动作具体怎么做，为什么这么做，是由试飞工程师根据适航条款、飞机的本体与系统特性进行设计的，并充分考虑试飞安全与风险降低因素。

在美国，一半的试飞员是从资深的试飞工程师中选拔培养的，而这部分试飞员因为前期有扎实的理论功底，在经过了飞行技巧的培训后，通常能成为最为优秀的试飞员。

“如果将试飞员比作空中的舞者，那么试飞工程师就是这出空中舞台剧的幕后编导。”乐娅菲说。而她手里的任务单就是她的剧本。

冲出莫哈韦沙漠和鸵鸟之都

从2010年开始，中国商飞先后4次选拔了34名技术人员参加为期1年的专业试飞工程师培训，每个人的费用约为350万人民币。地点有两个，一个是南非鸵鸟之都奥茨胡恩，另一个是美国加州莫哈韦航空基地。

“冲出亚马逊”，王俊杰第一次听到这个“用重金打造的人才计划”时，他脑子里就蹦出了这个电影的名字，一想到电影里的主人公在狂风大作的极端天气下，在风雨交加的操场上做特种动作的训练，他心里就有按捺不住的兴奋。

当王俊杰真正站在距奥茨胡恩市区十几公里的机场，看到机场跑道边停满了707、747、F4鬼怪等“奇形怪状”的退役飞机，和那些贴湖面低空飞行、“在天空中画大圈”等从未见过的“航空表演”时，他才发现这一切和他想象中的相差无几。

恶劣的自然环境包围着看似光鲜亮丽的机场，在距离跑道600米的荒野中，他们找到了一处最佳数据观测点，但是，那片荒野里长满了淹没膝盖的灌木丛，没有可以行车的道路，没有地方可以坐下来休息，也没有地方可以遮蔽烈日。

而为了获取最佳数据，要暴晒在40多℃的烈日下，每天在观测点待命至少五六个小时，当他们顺利完成所有测试任务，那片原先没有道路的灌木丛已经被硬生生地趟出了一条小路。

很快，王俊杰便体会到了“经过这场特种兵般地训练就能改变人生”的感觉。

事实上，当包括王俊杰在内的这些人成为百里挑一的培训对象的那一刻，他们的职业生涯就已经和此前不再“接轨”。此后，在中国航空界，他们的业务岗位只有一个名字——试飞工程师。

就像同事们说乐娅菲的那样，如果没有这次培训，这个学飞行器设计的女孩子，或许还依然像其他工作在上海的20多岁的女孩子一样，在设计实验室里朝九晚五地工作一天，下班则会习惯地过着逛街、唱K、玩桌游的悠闲生活。

她却选择了冲向位于加州兰开斯特以北40公里的莫哈韦航空基地，即美国国家试飞员学院。

第一关是“体检”、“心理测试”、“外语”、“理论基础”等四门大考。不过，通过原地转圈和倒立的体检，并不意味着在今后真正的理论训练和实际操作中，她和她的队友们就能“躲过”真实高空飞行带来的不适。

那是一个沙漠旁边的机场，培训教师基本是美国最顶尖的飞行员，自然，他们对学生的要求也非常之严格。

学员们几乎没有周末，他们的生活以三周为单位——这种划分的方法是跟着培训的节奏来的——这三周是理论课、考试、飞行和报告交替，通常第一周的理论课会有三至四门不同的课程，每门课程都相当于大学一个学期的内容，学完即进行考试，并在后两周中将所学内容直接应用于试飞条款和实际飞行中，在第三周完成所有试飞数据的处理与分析后，形成口头和书面报告。

在凌宁的描述中，整个一年他们都过着“每天早8点上课，下午6点下课”，“星期一到星期四上课，星期五考试”，“每三周仅休息两天，快赶上中国高考”的日子。而课程难度之高，就连“那些听着本土母语长大”的试飞学员都很吃力。

作为整个队伍里少有的航空专业科班出身的学员，乐娅菲最终以平均分90分的成绩毕业。但并非所有人都像她那样幸运，当凌宁看到第一周的学习任务是厚厚一本空气动力学的英文教材时，这个本该搞3G的通讯专业男生感到“力不从心”，他实在搞不清楚“仅凭空气动力，这么简单的四个字就解释了飞机是怎么飞起来的”。

为了搞清楚某个发动机的参数，他用了一整夜的时间搜索了200多页的谷歌才找到。回到宿舍后，凌宁简单做了晚饭，剩下的时间都交给了“看PPT，复习”，“看书，预习”。

与此同时，在奥茨胡恩机场，这会儿还是准试飞工程师的罗海麟和王俊杰刚刚花了半年的时间学了8个多月的课程，尽管这两个30岁不到的年轻人有着与“当地吊儿郎当的飞行员”所不同的“好学”和“认真”，但在面对最终的大考时，还是露了怯。

给你一架飞机，设计一个试飞方案！学校把他们拉到约翰内斯堡，让他用模拟器做具体的任务单，但直到头一天晚上，学员们才抽签知道自己是飞哪种机型。

“完全懵了！”他至今回忆起来仍心有余悸，“有一个拳头那么厚的一本飞行手册，要在一天时间里压缩成一张A4纸！”

大考展示时，学校把所有教过他们的老师都请过来当评委，“你在上面讲着方案，下面的老师像挑刺儿一样见缝插针地问你，这个表达好像不太对吧，那个好像也有点问题，胳膊应该抬起来演示好一些……”

把每个人都推到前台！罗海麟回忆说，“这不仅是锻炼你的表达能力，更是想让你知道，你要负起这个责任，站在前台，就像站在飞机上一样，你要有勇气撑起这一切！”

和生命做个约定用青春搏击长空

记者来访时，正赶上试飞工程师在ARJ21飞机上的“飞行时间超1000小时”庆生会，马菲、张大伟、乐娅菲、凌宁、殷湘涛5位“个人飞行时间过百”的试飞工程师，领取奖励证书，并依次发言。

彼时，他们身上没有一丁点的“江湖气”，红润的脸庞以及胸前的大红花，让他们看起来像一个个刚接过三好学生奖状的中学生。

就在两天前，在和记者同行的大巴车上，凌宁这个30出头的男人还在述说着他自己如何受到“当机械师的父亲的感召而加入这支队伍”，以及他房间里摆放着六七个飞机模型。

他们给出“选择进入”或是“选择留下”的理由都很简单，“就是喜欢”。

乐娅菲的不少大学同学“转行”到投行做金融工作，只有她怀揣着对“专业”的敬畏来到一家飞机公司。她本以为自己已经足够喜欢飞机了，但当她遇到了这些工科男们后，她才发现“自己原来连没有水平和垂直尾翼的俄罗斯‘电鳐’就是传说中的第六代战机都不知道”。

“试飞员或试飞工程师一般没头发，或者是很短。”这和人们通常在影视剧中看到很帅的飞行员形象并不相符，在现场，记者也看到许多头发少甚至脱发的试飞员，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辐射很大，“脱发厉害”，试飞工程师还因此有个自嘲的比喻即“头发越少，飞行水平越高”。

而这群年轻人在谈论这个话题时并没有太多“担忧”的情绪，更多地是一些戏谑或是玩笑话。

“我昨天梦到我秃头了。”这话出自赖培军。在阎良的试飞场地，他是试飞工程师当中少有不上飞机的，另一位即是王俊杰。

“知道威廉王子为啥头发一年比一年少吗？经常开飞机啊！”王俊杰说。

趁着这个话题，几位工科男也趁机拿乐娅菲这位前线唯一的一位女试飞工程师“开涮”，“虽然我平时觉得自己头发不多，但有一次理发店老板告诉我，女生是没有秃头基因的，我就放心了。”

乐娅菲话音未落，男孩子们就噼里啪啦把损话扔了过来，“会有的会有的”，“真的有，女的不像男的从头顶秃，是从前面开始脱”，“别安慰自己了，我都见过有女的秃头了！”

就在他们渐渐爱上试飞工程师岗位的这一年，几乎每个人的背后都发生着诸多不为人知的辛酸——

一位兄弟出去培训时，孩子刚刚出生，他说出国培训让我错过了孩子的出生，而外场跟飞又让我错过了孩子的成长。

另一位兄弟，本来女朋友处得挺好，就因为在外地跟飞太久而分手了。

还有两位本来就单身的“适龄”兄弟，如今也只好将这种状态延续下去，“不现实啊，再过一两年还是要回去，在这边找不是耽误人家吗。”

这和他们背井离乡在外驻扎有很大关系。就像罗海麟所说的，在国外培训时，中国商飞试飞中心成立，2012年9月他从国外回到上海，但国庆过后，罗海麟很快就来到了西安阎良这座航空城，“上一趟‘出差’回上海，才意识到，原来上海大本营里大多数人都不认识。”

“外面就是跑道，每天听着试飞机场上的飞机在天上飞来飞去，我们是试飞工程师，如果不在离飞机最近的地方，又有什么意义呢？”朱卫东说。

尽管也在一线，但王俊杰和赖培军的工作不在天上，而在地上的监控大厅，这里同样需要试飞工程师，他们要和设计工程师通过遥测数据和监控软件实时监控飞机的各项参数，确保安全完成飞行试验任务。

事实上，34名试飞工程师中，除了他们11位，剩下的23名都在上海本部。当然，这23位也并未闲着，他们在编制C919飞机试飞大纲。

他们心里都明白，不论是在第一线指挥舞台的，还是目前仍在幕后作为编导的，都将因他们“第一代”的身份而成为“艰难困苦的开拓者”。这是中国商飞试飞中心副主任、西安外场试验队副大队长谭祥升的一句话。

在中国商飞没成立之前，这位技术工程出身的中年男人在另一家航空企业干了近半辈子，才干出两个型号来。他告诉记者，“体验过，才知道干型号、干试飞对年轻人来说不容易，是件‘付出青春’的事。”

34位平均年龄只有30岁的年轻人和青春做了笔“交易”：这一边，是年轻人累计飞行3823小时的青春，另一边，是ARJ21获得13家客户的252架确认和意向订单，而C919也已获得16家国内外用户400架订单。

“和生命做个约定，用青春搏击长空。”马菲说。

文字综合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报道，作者：邱晨辉。图片来源于央视和中国商飞试飞中心。微信编辑：邱晨辉。

6年级习作6 杨振宁

在我们平凡无奇的学生时代，是不是没少为写作文而发愁？是不是很需要一些作文素材？很多作文素材其实都来自于日常生活，以下是我帮大家整理的杨振宁作文素材（通用5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杨振宁作文素材1

1.群英荟萃

杨振宁本科毕业获理学学士学位后，考入研究院理科研究所物理学部读研究生。读研究生期间，杨振宁住在联大昆中北院研究生宿舍。与他同室居住的有凌宁、金启华和顾震潮，黄昆和张守廉也偶尔来住几天。这些中华民族未来的精英们聚于一起，在陋室里交谈切磋，结伴探索着科学的奥秘。

2.杨门长子

作为杨家长子，杨振宁为鼓励弟妹多念书，还订出了一些颇为吸引人的规则：一天之中，谁念书好、听母亲的话、帮助做家务、不打架、不捣乱就给谁记上一个红点，反之就要记黑点。一周下来，谁有三个红点，谁就可以得到奖励———由他骑自行车带去昆明城里看一次电影。

3.名师高徒

杨振宁读联大物理学系时，给他上一年级普通物理课的是擅长实验的物理学家赵忠尧教授，上二年级电磁学课的是著名学者吴有训教授，上力学课的是在广义相对论等方面颇有研究的著名学者周培源教授等。

但对杨振宁来说，除了物理系直接教他的这些教授们外，父亲杨武之对他的影响也是相当大的。杨振宁在学校里，遇有不懂的问题、碰上难以处理的事，总是经常跑到数学系办公室向父亲请教。

杨振宁还多次说过："在联大给我影响最深的两位教授是吴大猷先生和王竹溪先生。"1942 年，杨振宁本科毕业时，选了《用群论方法于多原子的振动》作毕业论文，并请吴大猷做论文导师。杨振宁在研究生院读书时，受王竹溪教授的教育和引导，对统计物理发生了兴趣。1944 年研究生毕业时，杨振宁请王竹溪教授作硕士论文的指导老师，在其指导下又非常成功地写出了硕士论文，《超晶格》即为其中的一部分。1983 年王竹溪教授不幸逝世，杨振宁发来唁电说："我对统计物理的兴趣即是受了竹溪师的影响。"杨振宁还回忆道："以后四十年间，吴先生和王先生引导我走的两个方向———对称原理和统计力学———一直是我的主要研究方向。"

杨振宁在研究生院期间听了马仕俊教授的课后，开始注意"场论"，并对变形物体热力学也非常感兴趣。

1957 年 12 月 10 日，35 岁的杨振宁和 31 岁的李政道因共同在美国《物理评论》上发表《对弱相互作用中宇称守恒的质疑》一文登上了斯德哥尔摩诺贝尔奖领奖台。其前，杨振宁写信给吴大猷，感谢吴先生引导他进入对称原理和群论的领地，并说后来包括宇称守恒在内的许多研究工作，都直接或间接地与吴先生 15 年前介绍给他的那个观念有关。

杨振宁作文素材2

一个只念过几年私塾的女人，在儿子6岁以前就教会他认3000个字，这个女子想必应有绝顶的聪明。杨振宁就是靠这样一个妈妈启蒙的。一个78岁的大科学家如此深情地回忆自己没有受过任何新式学堂教育的母亲，那情景让人感动。

“我母亲1896年出生在安徽合肥，她小的时候还裹过脚，到了民国的时候，才又把脚放开了，所以她的脚不是三寸金莲，但那是一双变形了的脚，我每一次看见她的脚，都觉得非常难过。她念过几年私塾。我认识的头3000个字是母亲教会的，那时候父亲在芝加哥大学留学，只有我跟母亲住在一起。我认识了许多与我母亲一样的旧式妇女，我很佩服，她们受到了中国传统礼教的影响，而对于这些礼教，有坚定的信念，这个信念今天讲起来，有人会认为是愚忠愚孝，可是假如你抛开这个价值观，这个所谓愚忠愚孝的力量是无穷大的。

“那么，到了比她年轻一辈的男人或者女人，我想这个坚强的意志，渐渐地没有了，这是因为整个世界都在向另一个方向走。所以你如果要问我，说我母亲除了养育我，除了教我3000个字，还给我留下了什么呢?我想，她留下的，是使我了解到有坚强意志的信念，是一种无比的力量。”

杨振宁作文素材3

杨振宁在7岁的时候来到清华园，在这里一共住了8年。当时的附小叫成志小学，里面有两个“大头”，一个是杨振宁杨大头，一个是俞平伯的儿子俞大头。

杨振宁小时候，至少不是一个最守规矩的孩子。据他自己说，清华的每一棵树他都爬过。

中学是在绒线胡同上的，就是现在的北京市第31中。那个学校当时只有不到300个学生。这时候，当北大数学教授的父亲杨武之已经知道儿子学数学的能力很强。他当时如果教儿子解析几何和微积分，儿子一定学得很快，会使他十分高兴。可是他没有这样做，而是在初一与初二之间的那个暑假，请雷海宗教授介绍一位历史系的学生教杨振宁学《孟子》。所以在中学时代杨振宁就可以背诵《孟子》全文。

杨武之喜欢围棋和京剧，但并不去培养儿子这些方面的兴趣，下棋可以让儿子17颗子，唱也只教他唱一些民国初年的歌曲如“上下数千年，一脉延”，“中国男儿，中国男儿……”等。

对于父亲书架上的许多英文和德文数学书籍，杨振宁常常翻看。因为外文基础不够，所以看不懂细节，每次去问，杨武之总是说：“慢慢来，不要着急。”

上课念书的时候，杨振宁喜欢东翻西看，一次看了艾迪顿写的《神秘的宇宙》，那里面讲的是20世纪到那个时候为止，所发现的一些新的物理学的一些现象与理论。他顿时被激发出了极大的兴趣，所以回家以后就跟父亲、母亲开玩笑，说将来要得诺贝尔奖金。

杨振宁在抗战胜利的1945年夏天离家赴美国求学。那天清早的细节至今历历在目：“父亲只身陪我自昆明西北角乘黄包车，到东南郊拓东路等候去巫家坝飞机场的公共汽车。离家的时候，四个弟妹都依依不舍，母亲却很镇定，没有流泪。”

“到了拓东路父亲讲了些勉励的`话，两人都还镇定。话别后我坐进很拥挤的公共汽车，起先还能从车窗往外看见父亲向我招手，几分钟后他即被拥挤的人群挤到远处去了。车中同去美国的同学很多，谈起话来，我的注意力即转移到飞行路线与气候变化等问题上去。等了一个多钟头，车始终没有发动。突然我旁边的一位美国人向我做手势，要我向窗外看，骤然间发现父亲原来还在那里等!他瘦削的身材，穿着长袍，额前头发已显斑白。看见他满面焦虑的样子，我忍了一早晨的热泪，一时崩发，不能自已。”

“1928年到1945年这17年时间，是父亲和我常在一起的年代，是我童年到成人的阶段。古人说父母对子女有‘养育’之恩，现在不讲这些了，但其哲理我认为是有永存的价值的。父亲介绍我接触了近代数学的精神，给了我不可磨灭的印象。”

40年以后杨振宁这样写道“我的物理学界同事们大多对数学采取功利主义的态度。也许因为受我父亲的影响，我较为欣赏数学。我欣赏数学家的价值观，我赞美数字的优美和力量它有战术上的机巧与灵活，又有战略上的雄才远略。而且，奇迹的奇迹，它的一些美妙概念竟是支配物理世界的基本结构。”

无论如何，父亲与儿子的分别，是人生之中最顺理成章、最令人惆怅，最刻骨铭心的分别。

此一去，三叠阳关，唱到千千遍。23岁的杨振宁也许没有想到，他真的应验了12岁时的戏言，为中国人拿回了第一个诺贝尔奖。

杨振宁作文素材4

1944年，杨振宁在西南联大念完六年书后，教了一年中学，教学最大的收获就是认识了班上一个女学生，叫做杜致礼。那一年，杜致礼17岁，后来她成了杨振宁的太太。

杨振宁出国的时候，并没有跟杜致礼谈恋爱。但是对于她的美丽与大家闺秀的风范还是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两年之后，杨振宁与杜致礼在普林斯顿惟一的一家中国餐馆中不期而遇，两人竟然都有了“过电”的感觉。他们后来认为，这恐怕就是前生的`姻缘吧。

这场姻缘不仅给了杨杜两人终生的幸福，还意外地让天各一方，似乎永世不得相见的岳父岳母有了晚年14个春秋的团聚。成为国共战争史上一首黄昏的恋歌。

1948年底，时任国民党徐州“剿总”副总司令的杜聿明以赴刑场的心情上战场，兵败被俘，两次以砖头猛击头部，自杀未遂。蒋介石得此消息，也不免心恸垂泪。但不料想，杜将军进了共产党的监狱，几年之间，便彻底“赤化”，于1957年被第一批特赦释放。蒋介石颜面尽失，雷霆震怒，不准许杜的夫人曹秀清和子女出入台湾。曹秀清带着婆母和5个儿女在台北生活十分窘迫。为了兑现当年蒋介石手谕的许诺，曹秀清曾找过宋美龄、张群等人反映自己的处境，然而均未结果。

1957年，曹秀清突然接到女儿杜致礼和女婿杨振宁的信。说：“您的‘老朋友’与我通信了，他非常关心您，惦念着你们母子的安全。”曹秀清幡然领悟到“老朋友”就是令她朝思暮想、魂牵梦绕的丈夫杜聿明。

曹秀清清楚，她只有取道美国才可能见到她的“老朋友”。于是她向台湾当局提出了要求去美国看望女儿的请求。但蒋介石却“关照”：“杜聿明的妻子儿女不得再离开台湾!”

1958年初的一天，宋美龄突然派车接曹秀清到士林官邱。见面时宋美龄握住她的手说：“杜夫人，恭喜你女婿获得了诺贝尔奖，你该去美国看看他呀!”曹秀清喜出望外。宋美龄接着说：“杜夫人，希望你从美国回来时，把杨振宁也带回台湾，让他协助蒋‘总统’反攻内地。”这时，蒋介石也走进屋内问：“孩子们怎样?你的身体可好?”

曹秀清沾了女婿的光，终于获准去美国探亲了，期限为半年，逾期不归，罚以巨款。为防不测，台湾不允许她带子女，还特意找了两个位置相当高的人作保。1959年，曹女士来到美国，再也没有返回台湾。

杜聿明获释后最大的愿望就是妻子能来内地与他团圆。然而曹秀清却一直心存疑虑，丈夫以败将之身，寄人篱下，能有什么好日子?她不相信按丈夫的性格，他会真心留在内地。因此她写信给丈夫，劝他不要强求自己。当她终于明白丈夫铁心扎根内地并非权宜之计时，她于1963年10月回到了北京，甘愿与丈夫一起过清贫的日子。临回国前，她听说内地物资比较匮乏，写信问丈夫需要什么?丈夫想知道能贮存食品的冰箱是什么样，于是杜夫人为其从美国带回了当年很奢侈的一件家用电器。血海硝烟中厮杀了大半生的杜聿明无论如何没有想到，他们家因政治原因导致的夫妻隔绝，竟因为物理的原因，因为一项诺贝尔奖而化解消融。

杨振宁作文素材5

杨振宁是1922年10月1日生于安徽合肥(后来他的出生日期在1945年的出国护照上误写成了1922年9月22日)。他出生不满周岁，父亲杨武之考取公费留美生而出国了。4岁时，母亲开始教他认方块字，1年多的时间教了他3千个字。杨振宁在60岁时回忆说："现在我所有认得的字加起来，估计不超过那个数目的2倍。"

1928年杨振宁6岁的时候，父亲从美国回来，一见面就问他念过书没有?他说念过了。念过什么书?念过《龙文鞭影》。叫他背，他就都背出来了。杨振宁回忆道："父亲接着问我书上讲的是什么意思，我完全不能解释。不过，我记得他还是奖了我一支钢笔，那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

杨振宁读小学时，数学和语文成绩都很好。中学还没有毕业，就考入了西南联大，那是在1938年，他才16岁。1942年，20岁的杨振宁大学毕业，旋即进入西南联大的研究院。两年后，他以优异成绩获得了硕士学位，并考上了公费留美生，于1945年赴美进芝加哥大学，1948年获博士学位。

1949年，杨振宁进入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做博士后，开始同李政道合作进行粒子物理的研究工作，其间遇到许多令人迷惑的现象和不能解决的问题。他们大胆怀疑，小心求证，最终推翻了宇称守恒律，使迷惑消失，问题解决。杨振宁在1957年诺贝尔演讲中这样说道："那时候，物理学家发现他们所处的情况就好象一个人在一间黑屋子里摸索出路一样。他知道在某个方向上，必定有一个能使他脱离困境的门。然而究竟在哪个方向呢?"原来，那个方向就是宇称守恒定律不适用于弱相互作用。"

杨振宁对物理学的贡献范围很广，包括粒子物理学、统计力学和凝聚态物理学等。除了同李政道一起发现宇称不守恒之外，杨振宁还率先与米尔斯(R.L.Mills)提出了"杨-米尔斯规范场"，与巴克斯特(R.Baxter)创立了"杨-巴克斯方程"。美国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赛格瑞(E.Segre)推崇杨振宁是"全世界几十年来可以算为全才的三个理论物理学家之一"。

杨振宁谨记父亲杨武之的遗训："有生应记国恩隆"。他在1971年夏，是美国科学家中率先访华的。他说："作为一名中国血统的美国科学家，我有责任帮助这两个与我休戚相关的国家建立起一座了解和友谊的桥梁。我也感觉到，在中国科技发展的道途中，我应该贡献一些力量。"

杨振宁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20多年来，他频繁穿梭往来于中美之间，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学术联系工作。他写过这样两句诗："云水风雷变幻急，物竞天存争朝夕。"

李政道与杨振宁决裂事件的详细经过

杨振宁（1922，10.1～ ），美籍华裔物理学家，生于安徽省合肥市。

1957年，杨振宁与李政道以他们提出的“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理论共同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他们两个人是最早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人。后二人因排名先后的问题交恶。1962年因为《纽约客》的一篇文章，两人正式决裂。杨振宁七岁的儿子杨光诺曾说，“我要一人得诺贝尔奖。”1989年他写给已故中研院长吴大猷的信，向老师报告两人合作情形。吴大猷覆信说∶“整件事是一极不幸的事，我想truth是不能永远掩盖著的，所以我希望大家都不再在世人前争，而让truth慢慢的展现出来。”

1977年他和梁恩佐等人在波士顿创办了“全美华人协会”，促进中美关系。

1980年杨振宁获得拉姆福德奖（Rumford），1986年获得美国国家科学奖章。

杨振宁现居于北京清华大学。杨振宁的结发太太是杜聿明的女儿杜致礼，2003年10月因病过世。

2004年底至2005年初，82岁高龄的杨振宁与28岁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翻译系硕士班学生翁帆（离异）再一次步入婚姻殿堂。

荣誉

1957年与李政道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他还获得过美国国家科学奖章及拥有多项荣誉学位，也是国内外许多著名大学的名誉教授。

[编辑本段]个人经历

杨振宁是1922年10月1日生于安徽合肥（后来他的出生日期在1975年的出国护照上误写成了1922年9月22日）。他出生不满周岁，父亲杨武之考取公费留美生而出国了。4岁时，母亲开始教他认方块字，1年多的时间教了他3千个字。杨振宁在50岁时回忆说：'现在我所有认得的字加起来，估计不超过那个数目的2倍。'

那时候，当他从国外旅行回来后，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的人员常常去找他。中央情报局的官员第一次去找杨振宁时杨要让他的秘书记录他们的谈话，以免误解。杨振宁继续保持和中国的密切联系，他说：“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近来没有再来找我的麻烦。”

杨振宁最关心的是科学而不是政治。他谈到自己的一些经历：一个从中国偏僻地区一个落后的城市来的年轻学生，怎么会有幸参与20世纪一个最主要的思想革命。这场革命是试图用一个统一的方法来了解自然的无穷多样性，从混沌的星球爆炸到电子环绕原子核的颤动。

1956年杨振宁第一次出名。那一年他和李政道共同发表了一篇文章，推翻了物理学的中心信息之一——宇称守恒�基本粒子和它们的镜象的表现是完全相同的。因为这个工作，两人获得了1957年的诺贝尔奖。

杨振宁和李政道的关系变得愈来愈紧张，两人在1962年分手。杨振宁拒绝谈论是什么原因使得他们的关系变得紧张的。他说：“这是我生命中令我非常失望的一件事情。我要说，这是一个悲剧。”他们两人已经有几十年没有讲话了。

杨振宁早年处于一个更像是中世纪的而不是现代的社会。他得益于幸运的家庭环境以及和同事与学者们的联系。这些为他进入更广阔的知识和文化世界的旅程铺平了道路。反过来，他正通过不断努力在亚洲建立一流的研究中心为回报。

杨振宁生长在中国中部一个围有城墙的城市——合肥。当时，这个城市的街道是没有路面的，城门很窄，以致30年代第一部汽车开来时无法通过。大部分居民是文盲。由于闭塞，杨振宁直到6岁才第一次看见香蕉。

1937年日本入侵，杨振宁的祖父被迫离开北平，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杨振宁的父亲继续走好运。几十年后年轻的杨振宁也进了这所大学，受教于一些当时中国最杰出的科学家。他们之中有些以后去了美国，其中包括陈省身。陈省身现在已经从伯克莱加州大学退休，许多人都认为他是现在活着的最重要的微分几何学家。

1945年杨振宁的父亲得到庚子赔款奖学金去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接受了杨振宁的父亲，可是他要拜才华横溢的意大利物理学家费米为师，因此去了芝加哥大学并在以后被称为氢弹之父的泰勒的指导下写了博士论文。论文写好后只有4页。泰勒说服杨振宁，无论如何，一篇博士论文只有4页总是太短了，要他加长。他照办了，加到了23页。在物理学有了卓越的成就以后，他又转向远东。杨振宁将把他的文稿与信件捐赠给香港中文大学而不是给石溪纽约州立大学。他是中文大学的访问教授。杨振宁也没有排除他搬回中国的可能性，因为回去后他和与他结婚已50年的妻子杜致礼会得到更好的照顾。�新近，致礼在石溪州立大学的医院动了三次肿瘤手术，结果良好。 杨振宁在长岛还是感到很自在，也不像是要搬到远离他的三位已经成年的孩子身边。他们三位都已得到科学方面的学位。杨振宁说：“他们是美国人。他们接触的中国文化很少。”长子光诺毕业于密西根大学计算机科学系，现在是纽约州西彻斯特县的一位财务顾问。次子光宇是一位化学博士，住在纽约城，为J．P．Marg财务公司分析化学工业。女儿又礼是蒙太拿州列文斯登县的一位医生。

杨振宁在1964年成为美国公民。他说：“我们在美国过得很不错。在这里我们有许多朋友。我们在两个社会中都很自在。”

在石溪为他的退休举行的学术讨论会结束时，杨振宁谈到他在60岁时的一个“伟大和意义深远的发现”：“生命是有限的”。他念了9世纪的一位中国诗人李商隐的诗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20世纪初，另一位作家，也是杨振宁父亲的朋友�译者注：朱自清 ，把这两行诗句改为：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在历经一生对自然的神秘的思考以后，杨振宁认为这一改造更精确地描述了他晚年的想法。

[编辑本段]杨振宁在昆明的读书生活

高二学历的第八号考生

1938年夏，鉴于辗转流离到抗战大后方的中学生非常之多，国民政府教育部宣布了一项措施：所有学生，不需文凭，可按同等学历报考大学。得此消息，随任西南联大数学系教授的父亲杨武之迁至昆明的杨振宁，在父亲的鼓励和支持下，以高二学历早早地报名参加统一招生考试。国立各院校昆明招生委员会办事处发给杨振宁的准考证为“统昆字第0008”，试场为“第壹试场”，座位为“第捌号”。

杨振宁一家从1938年春到昆后，最先住在西南联大、云南大学间的文化巷11号。这条小巷原先是昆明北城脚偏僻荒凉、荨麻丛生之地，也叫作荨麻巷。随着联大教职工的陆续迁入，巷内除杨家外，还有物理学系教授赵忠尧和霍秉权分别住进19号、43号，化学系教授刘云浦住进41号，其他学校如云南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费孝通等也先后入住该巷，小巷顿时热闹起来，并成为联大等校师生进出城内的主要通道，因而改名文化巷。

大学考试那天，杨振宁天还不亮就起了床，迅速地吃了几口饭，就精神抖擞地走进考场。这时候，考场上只来了寥寥几位同学。杨振宁穿着整洁的学生装，高高兴兴地领了准考证，贴上路过汉口时所照的照片，准考证上写着“统昆字第0008号考生业经审查合格，准予在昆明应考本科壹年级”。由于他平时读书认真，苦学不辍，几天之后，便以出色的成绩，被大学录取了。

只有高二学历的杨振宁能够考取当时的最高学府———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这确实让人感到高兴和意外，但这反过来说明杨武之家教有方。关于这一点，杨振宁2000年4月6日在南京作题为《中国文化与科学》的演讲时说：“我发现我在许多方面是很幸运的。首先，我的父亲是大学教授，我在一个学术气氛很浓的清华园里长大；另一方面，我很小就发现数学对我很容易……”

群英荟萃

中学时代的杨振宁聪明而早慧，数学念得非常好。有一天，他认真地对父亲说：“爸爸!我长大了要争取得诺贝尔奖!”从心底里盼望儿子有出息的杨武之，十分清楚诺贝尔奖的份量。他鼓励儿子说：“好好学吧!”没想到，这个玩笑，在西南联大一传十、十传百地传了开来，人们戏言：“杨武之的儿子数学很好，为什么不子从父业攻读数学而学物理?哦，因为数学没有诺贝尔奖!”

杨振宁在高中时只读过化学而没有读过物理，所以他报考联大时考的是化学系。可1938年11月底入学后，他发现自己对物理学更有兴趣，又转到了物理学系。联大1938年入校的新生里，16岁的杨振宁，是同学中年龄最小的一个。此时的西南联大，学生宿舍是土墙茅草房或土墙铁皮房，教室是铁皮顶的房子，下雨时会叮叮咚咚响个不停。教室的地面是泥土地，没过多久就变得七坑八洼。窗户没有玻璃，风吹时必须用东西把纸张压住，否则会被吹掉下来。听课坐的是在椅子右边安上一块形似火腿却只能放一本书的木板的“火腿椅”。但师生们苦中作乐，幽默地称吃的掺带谷子、稗子、沙子的糙米饭是“八宝饭”，穿的通了底的鞋是“脚踏实地”，前后都破洞的鞋是“空前绝后”。

西南联大在学制和课程编制上，采取“学分制”为主体的“共同必修课”和“选修课”三者结合的制度。大学本科四年，必须学满130—140个学分(各系不完全一样)，经考试合格(任何一科都不准补考)才能毕业，因而不少学生考取联大却读不到毕业。在联大接受过教育的8000余人中，正式毕业生只有2522人(休学、参军者不计在内)。到1942年7月毕业时，联大物理学系最终完成学业者只有9人。

杨振宁本科毕业获理学学士学位后，考入国立清华大学研究院理科研究所物理学部读研究生。读研究生期间，杨振宁住在联大昆中北院研究生宿舍。这栋宿舍是年久失修的二层小楼。与他同室居住的有凌宁、金启华和顾震潮，黄昆和张守廉也偶尔来住几天。这些中华民族未来的精英们聚于一起，在陋室里交谈切磋，结伴探索着科学的奥秘。不过，杨振宁在读时的物理学系和物理学部，教授们虽想方设法办起了普通物理、电学、光学、无线电、近代物理等5个实验室，但由于缺乏仪器，实验不足，研究工作只好偏重于理论方面，教师们的研究成果也大多限于理论上的探讨。

1944年7月，清华研究院第十届6位研究生毕业。此时，获理学硕士学位的杨振宁才21岁，也是6位毕业生中年龄最小的。

杨振宁在联大短短的6年，却对他的一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杨振宁于《读书教学四十年》中回忆说：“我在联大读书的时候，尤其是后来两年念研究院的时候，渐渐地能欣赏一些物理学家的研究风格。”“西南联大是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我在那里受到了良好的大学本科教育，也是在那里受到了同样良好的研究生教育。”“我在物理学里的爱憎主要是在该大学度过的6年时间里(1938—1944)培养起来的。”

杨门长子

杨振宁考入联大后，全家七口仅靠父亲一人挣工资养家糊口，生活过得十分艰难。1939年9月28日，日本飞机首次轰炸昆明。其后至1941年底，联大师生和其他昆明人一样，在“疲劳轰炸”下三天两头就要跑警报，有时一天要跑两次。1940年9月30日，日机又来轰炸昆明，杨家在小东角城租赁的房屋正中一弹，被炸得徒有四壁，全家少得可怜的家当顷刻之间化为灰烬。万幸的是，家人此时都躲进了防空洞，才免除了灾祸。可这次轰炸，对杨家的生活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几天后，杨振宁拿了把铁锹回去，翻挖半天，才从废墟里挖出几本压得歪歪斜斜但仍可使用的书，他如获至宝，欣喜若狂。

其后，为躲避日机轰炸，他们全家搬到昆明西北郊十余公里外的龙院村惠家大院居住，且一住3年。惠家大院分前院和后院，前院租给联大的教授居住，后院惠家自己的人住。吴有训、杨武之、赵忠尧三家住在惠家大院一进大门左边顺门而建的房屋里。此屋为两层小楼，吴有训家住楼下，杨武之、赵忠尧两家住楼上，赵家楼下是厨房。杨、赵两家的住室间有一窄窄的过道，过道的地板上开有一个洞口，自此通过楼梯可到楼下。

在龙院村，杨振宁留下了不少令人难忘的故事。作为杨家长子，他为鼓励弟妹多念书，还订出了一些颇为吸引人的规则：一天之中，谁念书好、听母亲的话、帮助做家务、不打架、不捣乱就给谁记上一个红点，反之就要记黑点。一周下来，谁有三个红点，谁就可以得到奖励———由他骑自行车带去昆明城里看一次电影。杨振宁周末从联大回到龙院村，住在村里的联大教授吴有训的孩子吴惕生、吴希如、吴再生、吴湘如，赵忠尧的女儿赵维志，余瑞璜的女儿余志华、余裴华等，都喜欢聚集到杨家来，听杨振宁讲英译的故事金银岛、最后的摩西根等。更有趣的是，杨振宁还同清华园里的玩伴、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之子熊秉明合作，熊秉明画连环画，杨振宁在旧饼干筒圆口上装一个放大镜，筒内安装一只灯泡，让连环画从放大镜前抽过，于墙上形成移动的人物，制成遭到飞机轰炸的“身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等土电影，给难得有机会看电影的孩子们开开眼界。

国破家亡，联大师生的生活过得十分艰难，为解决生活困难，不少人都到外面兼差。杨振宁也兼过差。那是1945年春，杨振宁给在昆的部分美军官兵教中文，每周教3小时，赚了好几百美金贴补家用，以尽长子之责。

在昆明的日子里，因杨家有一副“云南扁”，晚饭后一有空闲，杨武之就与棋友对上几局。杨振宁、杨振平等围在旁边，看来看去，自然地学会了下围棋。

杨振宁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是爱唱歌。不论是在校园里走路，或者是在家里做功课，他总爱大声地唱中国歌、英语歌。在他喜爱唱的歌中，有几首是父亲教他唱的，在这其中，有一首歌名为《中国男儿》，歌词是：“中国男儿，中国男儿，要将双手撑天空。长江大河，亚洲之东，峨峨昆仑……古今多少奇丈夫，碎首黄尘，燕然勒功，至今热血犹殷红。”这是一首杨武之一生都喜欢的歌，也是杨振宁非常喜欢的歌。杨振宁尽管唱歌唱得不怎么好，但他喜欢唱歌。所以，在联大，杨振宁是一个因为唱歌就唱出了点“名气”的学生。有一次，一个杨振宁的朋友问一个同学，“你认不认识杨振宁?”那位同学竟然答道：“杨振宁?杨振宁?哦，是不是就是唱歌唱得很难听的那个人?”

由于联大教员工资增长的速度总是赶不上昆明物价上涨的速度，致使教职员一般都入不敷出，负债度日者甚多。1942年8月，杨武之的薪额为470元，至1945年4月，其月薪额才590元，扣除所得税22.30元、印花税2.4元，实有565.30元。杨武之一人的薪金，要供全家生活及5个孩子上学之用，实在是捉襟见肘。身临窘境的杨家1941年3月成了联大教职员空袭受损救济的首名对象，得到600元的救济；同年6月，杨家又被列入膳食补助范围，其补助标准为每月16.8元。抗战结束时，杨家到了“无隔夜之炊的境地”，“全家个个清瘦，但总算人人健康”。而能过到这一步，除头发斑白的杨武之苦苦支撑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杨振宁有一个克勤克俭、日夜操劳的母亲。正是这样一位勤劳的女性，凭藉她“坚忍卓绝的精神支持全家度过了八年的抗战时期”。名师和高徒

西南联大名师荟萃，教师阵容非常强大。在联大，由于保存着清华大学把国文作为一年级学生必修课的传统，因而杨振宁能够听到朱自清、闻一多、罗常培、王力、陈岱孙等名家的课堂讲述。

1944年8月，待清华大学第六届考选留美公费生名单揭晓，杨振宁以68.71的考试成绩总平均分，考取了物理学门(注重高电压实验)惟一的留美公费生。按考试委员会“凡录取各生应在原机关服务留待后信”的规定，杨振宁的留待期为1944年秋至1945年夏。期间，他一边在联大附中教书，一边进行科学研究。

在1944年10月6日联大制定的《第六届留美公费生拟入美校及研究计划》中，物理学门的杨振宁的计划为：在赵忠尧和王竹溪教授的指导下，拟入普林斯顿大学，研究原子核物理。杨振宁在研究生院期间听了马仕俊教授的课后，开始注意“场论”，并对变形物体热力学也非常感兴趣。在附中的这一年里，他花了不少心血来研究自己感兴趣的问题。1945年四五月间，他很自信地认为，找到了一种颇为优雅的方法来讨论这一方面的问题。但后来发现国外有个叫莫纳汉的大科学家，早在1937年就已做过这方面的工作了。因信息闭塞而导致的这一重复，曾使他一度懊恼不已。但工夫并没有白费。在后来的岁月里，他在场论这一领域做出了重大的开创性的贡献。

等待的日子让人感到特别的难受。1945年初，杨振宁等知悉“各处录取之英美研究生及实习生等，有已出国者，有即启程者”，而他们的行期依旧未定，不禁心急如焚。6月12日，张建侯、曹建猷、杨振宁等16名同学就出国问题向梅贻琦校长联名送上《呈请书》，要求联大指派专员办理出国手续，并要求对船位、费用、服装等问题作出答复。

经过多方争取，杨振宁等终于于1945年8月动身，乘飞机到印度，再由印度搭运兵船赴美留学。事隔半个多世纪，杨振宁1998年3月17日于《文汇报》上发表《父亲和我》一文，还对1945年8月28日离开昆明时的情形记忆犹新。他在文中写道：“清晨父亲只身陪我自昆明西北角乘黄包车到东南郊拓东路等候去巫家坝飞机场的公共汽车。”“到了拓东路，父亲讲了些勉励的话，两人都很镇定。话别后我坐进很拥挤的公共汽车，起先还能从车窗外看见父亲向我招手，几分钟后他即被拥挤的人群挤到远处去了……等了一个多钟头，车始终没有发动。突然我旁边的一位美国人向我做手势，要我向窗外看：骤然间我发现父亲原来还在那里等!他瘦削的身材，穿着长袍，额前头发已是斑白。看见他满面焦虑的样子，我忍了一早晨的热泪，一时迸发，竟不能自已。”

1956年，杨振宁和李政道共同在美国《物理评论》上发表《对弱相互作用中宇称守恒的质疑》一文，认为至少在弱相互作用的领域内，宇称并不守恒。是年底，吴健雄等科学家通过严格试验证实了这一理论。1957年12月10日，35岁的杨振宁和31岁的李政道因此登上了斯德哥尔摩诺贝尔奖领奖台。其前，杨振宁写信给吴大猷，感谢吴先生引导他进入对称原理和群论的领地，并说后来包括宇称守恒在内的许多研究工作，都直接或间接地与吴先生15年前介绍给他的那个观念有关。杨振宁在信中写道：“这是我一直以来都想告诉您的事情，而今天显然是一个最恰当的时刻。”这位20世纪伟大的物理学大师还说，他成就的一切基础都来自西南联大。他始终把昆明当作第二故乡，并深深地眷恋着昆明这块土地。

展望21世纪，杨振宁认为中国将于21世纪中叶成为世界科技大国。“我这样说原因有四：一、中国有数不清的绝顶聪明及可塑造性强的年轻一代，这是科技发展之首要前提。二、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在重人伦和勤俭的同时，也重视教育，势必令上述人才大有可为。三、中国在过去一百年的发展中已经走出了固步自封的模式，取而代之的是对近代科学的热忱。四、中国内地、香港、台湾近年来经济的迅速发展为科技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后盾。”

杨振宁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几年就成功研制出原子弹，从那时就培育和积累了一大批基础人才。“中国人是有很高素质的。比如清华大学的生源就不比美国哈佛大学的差，但我们要考虑的是，怎样把高质量的生源变成高质量的人才。”杨表示有信心随着经济的发展、科研条件的改善，继本世纪的华裔科学家之后，中国本土的科学家必将于下个世纪在重要领域达到世界领先水平。“中国本土出生、成长，并在本土出成果的科学家要获得诺贝尔奖，从现在算起，20年足够”。

[编辑本段]杨振宁的科学成就

杨振宁对理论物理学的贡献范围很广，包括基本粒子、统计力学和凝聚态物理学等领域。对理论结构和唯象分析他都有多方面的贡献。他的工作有特殊的风格：独立性与创建性强，眼光深远。

1．在粒子物理学方面，他最杰出的贡献是1954年与R.L.密耳斯共同提出杨-密耳斯场理论，开辟了非阿贝耳规范场的新研究领域，为现代规范场理论（包括电弱统一理论、量子色动力学理论、大统一理论、引力场的规范理论、……）打下了基础。杨-密耳斯场方程最近被数学家S.唐纳森引用，获得了拓扑学上的重大突破。

2．杨振宁在粒子物理学方面的另一项杰出贡献是：在1956年和李政道合作，深入研究了当时令人困惑的θ-τ之谜——即后来所谓的K介子有两种不同的衰变方式。一种衰变成偶宇称态，一种衰变成奇宇称态；如果弱衰变过程宇称守恒，则它们必定是两种宇称状态不同的K介子。但从质量和寿命来看，它们又应是同一种介子。——杨振宁和李政道通过分析认识到，很可能在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他们仔细检查了过去的所有实验，确认这些实验并未证明弱相互作用中宇称守恒。在此基础上他们进一步提出了几种检验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的实验途径。次年，这一理论预见得到吴健雄小组的实验证实。因此，杨振宁和李政道的工作迅速得到了学术界的承认，并获得1957年诺贝尔物理奖。一项科学工作，在发表的第二年就获得诺贝尔奖，这是第一次。

在粒子物理学方面，杨振宁的其他贡献包括：费米-杨模型(1949)，与李政道合作的二分量中微子理论(195杨振宁7），与李政道和R.奥赫梅合作的关于C（电荷共轭变换）和T（时间反演变换）不守恒的分析(1957)，与李政道合作的高能中微子实验分析(1959)和关于W粒子的研究(1960～1962）。与吴大峻合作的CP（宇称）不守恒分析(1964)，规范场的积分形式理论(1974)，与吴大峻合作的规范场与纤维丛的关系(1975)，与邹祖德合作的高能碰撞理论(1967～1985)等。

3．在统计力学方面，杨振宁的贡献包括：二维伊辛模型的自发磁化强度(1952)，与李政道合作的关于相变的理论(1952），与杨振平合作的关于数种模型的严格解(1966～1985)等。

4．在凝聚态物理方面，杨振宁的贡献包括：与N.拜尔斯合作的对磁通量量子人的解释(1961)，非对角长程序观念(1962)等。

杨振宁于1971年夏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美籍知名学者访问新中国的第一人。他回美以后，对促进中美建交、促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促进中美科学技术教育交流都做了大量工作。杨振宁受聘为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山大学等校的名誉教授，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

杨振宁发表过约200篇科学论文和报告。

[编辑本段]杨振宁轶事

1．名师出高徒

杨振宁，这是一个在当代中国家喻户晓的名字，更是一个让全世界的华人感到骄傲的名字。杨振宁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是与他善于寻求并能够获得名师的指点分不开的。俗话说“名师出高徒”。

杨振宁的父亲就是他的第一位“名师”。1922年9月22日，当杨振宁出生在安徽合肥市时，他父亲正在百里之外的安庆市一所中学里教数学。这位名叫杨武之的中学老师学识渊博又不断进取，就在杨振宁未满周岁之际，杨武之考取了公费留洋名额去美国。6年之后，他获得博士学位并回国，先大厦门大学任教，后来又应聘聘到清华大学任教数学系教授。杨振宁的群论知识就是得益于他父亲杨武之。

2．吉利的第8号报名单

1938年西南联大招考报名时，杨振宁早早来到报名处，领到了序号是“第8号”的报名单。最后他以优异的成绩考进西南联大，就在那里，他走上了探索科学的道路。

西南联大的物理系，真是群星荟萃、英才毕至：赵忠尧、吴有训、周培源、吴大猷、王竹溪等等，这些当代中国物理学界的泰斗们，当时都在那里任教。1942年，他在吴大猷教授的指导下完成了毕业论文，获得了物理学学士的学位。过了两年，杨振宁又在王竹溪教授门下攻读研究生，并取得了物理学硕士学位。

3．心目中崇拜的三位物理学大师

1944年，杨振宁考取了留学奖学金，1945年，他来到美国。

当时，杨振宁最佩服的物理学家有三位：创立相对论的爱因斯坦，量子力学创始人之一的狄拉克和主持建造世界上第一座原子核反应堆的费米。这三位物理学大师都是诺贝尔奖获得者，他们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能在非常复杂的物理现象中一下子抓住问题的实质，然后用简单而美妙的数学方法把它们表示出来。深受三位大师的影响，杨振宁日后的工作也带有这样的特点。

4．走进“象牙之塔”

杨振宁来到美国后就想追随费米，于是，他来到费米任教的芝加哥大学。但是，当时费米正在参加研制原子弹的工作，由于保密的要求，不容他与外界多接触，于是他把杨振宁介绍给泰勒博士（后来成为美国的氢弹之父）。1948年，杨振宁在泰勒的指导下，以优秀的成绩取得了博士学位。一年之后，由费米和泰勒的推荐，杨振宁来到号称“象牙之塔”的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举世闻名的爱因斯坦就在那里工作。那是个研究气氛非常活跃，而竞争也是很激烈的地方。在那里，杨振宁同李政道、米尔斯等人合作，取得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两项成就：他与李政道合作，推翻了几十年来被物理学界奉为金科玉律的“宇称守恒定律”，提出了在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两人因此而共同获得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他和米尔斯合作提出了规范场理论，这是迄今为止人类发现的三种场理论中的一种，还有两种是麦克斯韦提出的电磁场理论，和爱因斯坦提出的广义相对论引力场理论。

5．20世纪的第三位“物理全才”

有人说他是20世纪中继爱因斯坦和费米之后，第三位具有全面的知识和才能的“物理学全才”。不管怎样，昔日的“高徒”杨振宁在众多“名师”的培养下脱颖而出，自已也成为一位“名师”了。

40年代，李政道正在西南联大读二年级。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觉得原子弹很重要，也要造原子弹。他找到西南联大的物理教授吴大猷、化学教授曾昭抡和数学教授华罗庚，对他们说，给你们十万美元，一个大礼堂作为工作场所，请你们造原子弹。

吴大猷他们说，造原子弹要先培养人才，建议选拔一些人去美国学习。

李政道被选中，于1946年来到美国。但由于美国并不开放原子弹制造技术，考察小组只能解散。据指示，他们可以用领取到的经费在美国深造。于是李政道就去芝加哥大学师从费米学起了理论物理。

那时杨振宁已在芝加哥大学当助教，他接到吴大猷的通知，给李政道他们在大学国际公寓预定了房间。杨振宁也是西南联大校友，但比李政道高两个年级。这是李杨的初次谋面。

同在一所学校，交往自然开始。二人开始联名发表论文，在生活上也成了亲密的朋友。

李政道入学后不久，由于他有双份奖学金，经济上比较宽裕，就买了一辆二手小轿车。1947年夏天，他和杨振宁、凌宁开着这辆车去西部旅行。除了在大峡谷遇险的故事外，书中披露，李政道还说起一个有趣的细节：出发前，杨振宁提议三人按比例出钱，把那部车子买下来，回来后再由李政道一人出钱买下车子。杨振宁的这个提议究竟意味着什么，后来李政道才琢磨过味来。他对杨振宁的精于算计颇有感触。 博士毕业后，1950年，李政道到伯克利加州大学工作，担任物理系助教。当时，朝鲜战争爆发，加州地方反华气焰嚣张，因而李政道在加州并不愉快。

此前，1949年秋，杨振宁来到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做访问成员。他知道李政道在加州的情况，于是两人商量，李政道也来普林斯顿，可以一起作研究。

书中写道，杨振宁去找了院长奥本海默(美国“原子弹之父”)，请他给李政道发出邀请信。于是，1951年9月，李政道偕夫人来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

李杨两家比邻而居，两家人来往密切。杨振宁正在进行两维伊辛模型的磁化计算研究，他希望李政道加入。“这是他们合作的真正开始。”季承写道。

1951年秋，他们写了两篇统计力学论文，首次给出了不同热力学函数的严格定义。在此基础上他们发现不同的热力学函数在有相变的情况下是不可解析延拓的---这个发现揭开了统计力学研究新的一页。

两位年轻中国学者的论文引起了物理学家爱因斯坦的重视。1952年的一天，二人受邀与爱因斯坦见面。谈话时间很长，爱因斯坦问得很多，很细。最后，他站起来同李政道握手，恳切地对他说：“祝你未来在物理上成功。”

两位年轻人在普林斯顿的合作及其卓越成果，以及他们个人和两个家庭之间的亲密关系，一时传为佳话。奥本海默曾说，李政道和杨振宁坐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草地上讨论问题，是一道令人赏心悦目的景致。 李政道在普林斯顿工作，既有成就又很愉快。但此时纠纷却发生了，由头是他们合写的两篇论文的署名次序问题。

这两篇论文的总标题是《状态方程和相变的统计理论》，第一篇《凝聚理论》署名是杨振宁和李政道，第二篇《格气和伊辛模型》署名是李政道和杨振宁。

季承写道，在第一篇论文完成后，按惯例合作者的署名应按姓氏英文首字母的顺序排列，应该是“李政道和杨振宁”。但是，杨振宁提出，如果李政道不介意的话，他希望排在前面，因为他比李政道大四岁。李政道对这一要求很吃惊，勉强同意。

在第二篇论文署名时，李政道说服杨振宁按国际惯例改了过来。

署名问题给二人带来裂隙，李政道决定不再和杨振宁合作。之后，虽然他在普林斯顿又工作了一年半时间，但是他们没有再合著论文。

论文署名的事情使李政道耿耿于心。那时，他并不知道杨振宁的夫人杜致礼(国民党高级将领杜聿明的长女)也参与其间。据杨振宁回忆，上述两篇论文的署名次序，杨振宁本想把李政道放在前面，因为李毕业后科学事业一直不顺利，要帮助他，可是杜致礼根据“女人的第六感”出面阻止，说李政道这个人不值得他这样信任。

李政道决定离开普林斯顿，去哥伦比亚大学担任助理教授。三年后，1956年，他29岁时，成为哥伦比亚大学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教授。 李政道离开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本来就是想和杨振宁拉开距离。一件偶然的事情，却使二人恢复了合作。

1953年，杨振宁曾去布鲁克黑文国家实验室工作一年，和米尔斯合作发表了一篇论文《同位旋守恒和同位旋规范不变性》，其中提出了后来十分有名的杨－米尔斯规范场方程。

但是，当时李政道对这篇论文的出发点是否正确持严重怀疑。一次，杨振宁到哥伦比亚大学来看李政道，李把他的看法告诉了杨。经过激烈的讨论，杨同意了李的意见，还共同署名，李前杨后，发表了论文《重粒子守恒和普适规范转换》。

这件事使他们重拾合作，这也是他们物理生涯中富有浪漫和神奇色彩的一段。李政道在他的文章《破缺的宇称》中有如下描述：“从1956年到1962年，杨和我共同写了32篇论文，范围从粒子物理到统计力学⋯⋯合作紧密而富有成果，有竞争也有协调。我们在一起工作，发挥出我们每个人的最大能力。合作的成果大大多于每个人单独工作可能取得的成果。”

他们共获诺贝尔奖的合作成果，就是产生在这个时期。

宇称不守恒的发现，被誉为20世纪物理学中的革命。根据《李政道传》所写，这一发现是由李政道先找到突破口的：

1956年大约是4月底和5月初的一天上午，杨振宁开车从长岛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看李政道，在李的办公室里进行了讨论。不久，杨振宁要移动他停在街上的汽车，他们就走到街上。把车停好后，由于饭馆都还没开门，他们就近在125街和百老汇大街路口的白玫瑰咖啡厅边喝咖啡边讨论。李政道把最近的工作以及宇称不守恒的突破性想法，统统告诉了杨振宁。

杨振宁激烈地反对李政道所说的一切。但经过反复的讨论，他逐渐被说服。午饭后，他们回到李政道的办公室，杨已经完全被说服，并表示愿意与李合作。他还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建议，就是劝李不要急忙发表上述那篇论文。他说，这是一个非常热门的突破，应该用最快的速度，将整个弱作用领域一下子都占领下来。这样更加完整，有更大的意义。

李政道觉得十分有道理，同时觉得如有杨振宁的参加，会使整个事情做的更好。

两人开始了友好的竞赛。他们在大约两周内完成了全部的β衰变分析。这需要进行大量计算。两人在计算能力上不相上下，都做出了贡献。

一个月后他们完成了对这些过程的分析，写出了论文。这篇论文是由李政道执笔，署名也是李政道在前。这就是轰动一时后来获得1957年诺贝尔奖的那篇论文。 1957年10月，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把当年的物理奖授予李政道和杨振宁。

11月，李政道要为去斯德哥尔摩领奖做准备。他们都要写发言稿和讲演稿。那时，在诺贝尔奖委员会通知以及所有媒体的报道中，两个名字的次序都与获奖论文的署名一样，李政道在先，杨振宁在后。

“没有想到”，书中写道，当他们到了斯德哥尔摩，杨振宁忽然提出，授奖时他希望能按年龄顺序在李政道之前受奖，而他夫人杜致礼则想在出席晚宴时让国王作陪，也就是说，在进入晚宴会场时她要走在最前面，杨振宁次之排在第二名，由皇后作陪。

李政道对此大为惊讶，不同意这么做。但是，杨振宁又去求李政道夫人秦惠。秦惠对李政道说，假如为这件事闹出笑话，让外国人看不起，太丢脸。这样李才勉强地同意。

这是一个插曲，李政道虽心有不快，但很快被诺奖的荣耀冲淡。而不久后的一篇文章却让他们走向分裂---1962年5月12日出版的美国《纽约客》杂志上刊登了伯恩斯坦写的《宇称问题侧记》，记述李杨合作发现宇称不守恒的故事。

当时，李政道已经回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四月他收到伯恩斯坦文章的校样，没作什么修改。可是杨振宁却提出了许多意见。他说，文章里有“某些令人痛苦的地方”， 要和李政道讨论。

杨振宁提出，文章中的某些地方，他希望名字写在李政道之前，另外，他夫人杜致礼的名字也要放在秦惠之前，因为杜致礼年长一岁。第二天，杨振宁到李政道家里提出，凡是文章里提到“李和杨写了⋯⋯”的地方都要加一个注，说明是出于字母排序的习惯。

对杨振宁的这些要求，李政道觉得太无聊。当天晚上，杨又打来电话，说那些注或许可以不加，但文章里都要写成“杨和李”。

李政道感到失望，只好建议他们今后不再合作。书中说，杨振宁随即变得十分激动，开始哭起来，说他是非常愿意继续合作的。但李政道感到无可奈何。最后他们都同意暂停合作。

当年11月，李政道向奥本海默递交了辞职书。奥本海默对此感到非常遗憾，他尖锐地说，李政道应该不要再做高能物理，而杨振宁应该去看看精神医生。 当然这只是李政道一方的表述，在《李政道传》中，作者季承也尽量引入杨振宁的表述，以求平衡。

杨振宁写于1982年，于1983年出版的《文集》里，在《初识李政道》一文里写道：“他才华出众，刻苦用功。我们相处得颇投机，很快就成了好朋友。⋯⋯费米做了他的学位论文导师，但他总是转而向我寻求指导。因此，在芝加哥的岁月里，事实上我倒成了他的物理老师。”

在《和李政道的最后的合作》一文的后记里，杨振宁对两人的合作做了总结：“我对他就像一位兄长。在粒子物理和统计力学领域里，我在1950年代初就已经成了名。我们的合作关系中，我是资深的一方。敏锐地警觉到不应该挡住他的道，我便有意识地往后靠，尽量在事业上扶持他，同时，在公开场合对我们合作关系的实质严格地保持缄默⋯⋯”

在写于1982年的《获诺贝尔奖的论文产生经过》一文后记里，杨振宁的版本与李政道截然不同：“我们的讨论集中在θ－τ之谜上面。在一个节骨眼上，我想到了，应该把产生过程的对称性同衰变过程分离开来。于是，如果人们假设宇称只在强作用中守恒，在弱作用中则不然，那么θ和τ是同一个粒子且自旋、宇称为0－(这一点是由强作用推断出的)的结论就不会遇到困难⋯⋯李政道先是反对这种观点。我力图说服他，⋯⋯后来他同意了我的意见。” 李杨之间的恩怨，其影响远远超出了个人范畴，延伸到了日后中国基础学科的发展。

1972年，杨振宁和李政道先后回国访问，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科学事业。季承写道， 围绕着高能物理的发展，过去在中国素来就有不同的意见。但是，自从李杨这两位华裔诺贝尔奖得主自天外归来、陆续回国访问并介入其间，这一分歧就带有了浓厚的个人意气的色彩，成了李杨不和的易地之战。

例子很多：李政道主张建高能加速器，杨振宁反对；李政道主张重视基础科学，杨振宁力主搞应用科学；李政道创立特殊的考试办法帮助中国学子赴美留学，杨振宁就说是“丧权辱国”，等等。

“他对中国高能物理发展没有提出任何具体建议，甚至主张冻结基础研究的经费，说这是全民族的利益，主张科学院要以发展性研究为主，从而‘生产第一，生产第一，生产第一’。”书中这样对杨振宁的态度作总结。

季承写道：“推而广之，似乎只要是李政道赞成的，杨振宁就反对。杨振宁的个人意气远超出了高能物理领域。意气的来源完全在杨振宁。相反，李政道却没有表示出对杨振宁回国后所作所为的个人意气。人们看不到‘只要杨振宁主张，李政道就反对’这种现象。”

季承对本刊记者表示：“我写他们的恩怨，是抱着客观的态度历述事实，不偏不倚，不做结论。”

“他们之间的分歧，已经是一个科学史的问题了。其是非曲直，应该由历史来判断，应该由科学史家来研究。至于结论，这恐怕是没有人，没有什么机构，可以做出的。”季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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