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显祖：负责理财工作时，本金减少20%     珍宝推荐：娟伞

丽娘：在织布坊工作时，对于原材料棉花的需求减少20%         珍宝推荐：笔架、团扇、青铜爵

沈万千：探索新区域，本金减少2%         珍宝推荐：折扇，哮天犬

大和抚子：在鱼塘工作时，额外获得10份肉类        珍宝推荐：折扇、哮天犬

杜甫：升级建筑时，铜钱需求减少10%        珍宝推荐：剪刀、太极图、竹耙、缒刷

冯梦龙：建造娱乐建筑的时候，马上完成5%的进度       珍宝推荐：太极图

董夫人：负责制造工作时，立即完成3%的进度       珍宝推荐：澄泥砚、鸡缸杯

李师师：在画室工作时，额外获得5份布      珍宝推荐：团扇、笔架、青铜爵

聂隐娘：外出探险时，建造修复建筑时的体力消耗减少10%      珍宝推荐：天秤、玉玺

薛素素：在绣坊工作时，额外获得20铜钱       珍宝推荐：青铜爵

文徽明： 建造新建筑，立即完成30%       

吴黎：升级建筑时，立即完成20%进度        

董其昌：负责制造工作时，额外获得50%产品       

徐霞客：探索新区域时，立即完成20%进度        

阿朵：外出探险时，采集植物的体力消耗-7        

郑和：探险体力恢复速度加快15%      

利玛窦： 在书局工作时，立即完成5%的进度      

许宣：在药铺工作时，额外获得10份草药       

朱元璋：负责农牧工作时，立即完成5%的进度        

穆桂英：负责制造工作时，需要的菜减少10%        

狄青：在晚上工作时，农牧属性变为1.2倍        

秦良玉：在粘土矿工作时额外获得20份粘土     

潘安： 建造新建筑时，获得50份蔬菜。       

沈周：负责理财工作时，立即完成20%的进度，且无需额外工人参与 

刘伯温：建造新建筑时，所需铜钱减少30%，工人需求-1

秦南归：参与农牧工作时，减少产量的25%，获得等同于原产量50%的铜钱收入

包拯：参与建造工作时，花费的资源减少10%，但建造时间增加10%，且工人需求-1

白素贞：在锯木厂工作时，需要的原木数-60%，工人需求-1  

黄道婆： 在织布坊工作时，布匹产量增加100%，工人需求-1

李白：外出探险时，采集所有物体的体力消耗-8

马蓬瀛：负责农牧工作时，立即完成20%的进度，且工人需求-1

王昭君：外出探险时，只消耗0.6份粮草

中文的日常用语中有哪些是日语流入的？

江南百景图是一款模拟经营类手游，在这个游戏当中以应天府作为根据地，向四周扩散，新的城市和应天府各自的只能和分区不同但是又有重合的地方，在苏州市想要获得最大的经济收益，在开辟的时候带下面这些人能够更快的视线。

在这个游戏当中，人物分成天级人物，候级人物，卿级人物，士级人物，普通工人。最厉害的就是天级人物，本身不论在那个领域都能胜任工作，都有一两样擅长的工作，所以在开辟苏州的时候天级人物的徐霞客是非常好用的，在探险的时候马上就完成百分之二十的进度，因为本身探索的时间就很长，自身的属性加上满级在探索的时候可以大大的缩短时间，在开辟新地段的时候非常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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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末年的数学家是谁

分类: 教育/科学 >>外语学习

解析:

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词”

一、唐代的日本学中国与近代的中国学日本

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史上，有着许多有趣味也有意味的事。从大的方面说，有两个时期的情形特别引人注目。一是在中国唐代，一是在近代。

在唐代，是日本贪婪地向中国学习，甚至是在与中国文化接触后，大和民族才首次与文字遭遇，从此才学会了书写。日语的“假名”（字母）不过是汉字的变体。

而在近代，则是中国拼命地向日本学习。别的方面且不论，仅就语言文字方面说，在近代，倒是日本成了汉语的输出国。日本“汉语”，冲击着东亚各国的语言系统，当然也大量进入中国的汉语中，成为中国人日常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先生学生与学生先生

从时序上说，中国接触西方文化远比日本早。早在7世纪的时候，就有基督教僧侣来中国传教。此后，13世纪的马可·波罗， 16世纪的利玛窦，是广为人知的西方文化在古代的使者。在利玛窦的时候，西方汉译的工作已开始。徐光启与利玛窦合作，翻译了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这是人所共知的。1870年，新教传教士莫里逊来到中国。他把《新约》译成汉语，全版《新约》于1814年出版。更重要的是，他还编了一本汉英词典，词典第一卷于1817年印行，整部词典四开本，共六卷，4595页，于1823年出齐。

1898年秋，戊戌变法失败后的梁启超，潜入日本军舰大岛号，亡命东瀛。这个时候，大量的西方名词、术语已进入日语中，被称作“政治小说”的《佳人之奇遇》和《经国美谈》中，自然也不乏这类译语。他很轻易地就把诸如民主、科学、政治、经济、自由、法律、哲学、美学一类词汇介绍给了中国读者。梁启超向国内译介日本政治小说的同时，也就开始了雷颐先生《“黄金十年”》一文中所说的近代中日关系史上的“黄金十年”，举国上下掀起了一股向日本学习的热潮。已被译成日文的西方著作，也在这时期被转译成汉语，甚至日本的中级教科书都被翻译过来，用作教材。

这也就意味着，日语“外来语”被引进中国，是在一种不得已的情形下开始的。

三、求真求易与一手二手

本来，洋务运动是要向西方学习，懂得西方，翻译西方著作便显得很必要。但一转向以日本为师，人们学习西文的势头也就顿减。向日本学习，无非是希望通过学习日本间接地学习西方。那时朝野普遍认为，这样做可以收事半功倍之效。但对这股向日本学习的热潮，中国近代第一译家严复却持坚决的反对态度。在发表于《外交报》上的《与（外交报）主人书》中，他写道:

吾闻学术之事，必求之初地而后得其真，自奋耳目心思之力，以得之于两间之见象者，上之上者也。其次则乞灵于简策之所流传，师友之所授业。然是二者，必资之其本用之文字无疑也。最下乃求之翻译，其隔尘弥多，其去真滋远。今夫科学术艺，吾国之所尝译者，至寥寥已。即日本之所勤苦而仅得者，亦非其所故有，此不必为吾邻讳也。彼之去故就新，为时仅三十年耳。今求泰西二三千年孳乳演迤之学术，于三十年勤苦仅得之日本，虽其盛有译著，其名义可决其未安也，其考订可卜其未密也。乃徒以近我之故，沛然率天下学者群而趋之，世有无志而不好学如此者乎？侏儒问径天高于修人，以其愈己而遂信之。分之所为，何以异此。

严复强调要深切了解西方思想学术，须直接 读原著。借助翻译已是万不得已，借助翻译的翻译，就隔尘更多，去真更远他认为日本对西方概念的翻译，多不准确，因此也不能无条件地借用。例如，他反对“经济”这个日本译语，而代之以“计学”，并在《原富》卷首的“译事例言”中说明了理由：“计学，西名叶科诺密，本希腊语。叶科，此言家。诺密，为聂摩之转，此言治。言计，则其义始于治家。引而申之，为凡料量经纪撙节出纳之事，扩而充之，为邦国天下生食为用之经。盖其训之所苞至众，放日本译之以经济，中国译之以理财。顾求必吻合，则经济既嫌太廓，而理财又为过惬，自我作故，乃以计学当之。”

他认为“经济”一语，原意比西文“economy”宽泛，因此不宜作译语。再例如，他拒绝借用日文译语“社会”，而坚持把西文的“society”译作“群”，将“社会学”译作“群学”。此外，“capital”日译“资本”，严译“母财”；“evolution”日译“进化” ，严译“天演”；“philosophy”日译“哲学”，严译“理学”；“metaphysics”日译“形而上学”，严译“玄学”……

四、看得见的数量与看不见的影响

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语”，数量是很惊人的。据统计，我们今天使用的社会和人文科学方面的名词、术语，有70％是从日本输入的，这些都是日本人对西方相应语词的翻译，传入中国后，便在汉语中牢牢扎根。我们每天用以高谈阔 论、冥思苦想和说“东”道“西”时所用的概念，竟大都是日本人弄出来的。

实际上，离开了日语“外来语”，我们今天几乎就无法说话。就在我写这篇谈论日语“外来语”的文章时，也必须大量使用日语“外来语”，否则就根本无法成文。这个问题近几年也不时被人以不同的方式道及。例如，雷颐先生在介绍美国学者任达的《新政革命与日本》一书的《“黄金十年”》一文中，便写道：

这些几乎涉及各类学科的新词汇或是现代日本新创造的，或是使用旧词而赋以新意，现在又被广大中国知识分子所借用，这大大丰富了汉语词汇，并且促进了汉语多方面的变化，为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奠定了一块非常重要的基石。现在我们常用的一些基本术语、词汇，大都是此时自日本舶来。如服务、组织、纪律、政治、革命、 *** 、党、方针、政策、申请、解决、理论、哲学、原则等等，实际上全是来自日语的“外来语”，还有像经济、科学、商业、干部、健康、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法律、封建、共和、美学、文学、美术、抽象……数不胜数，全是来自日语。

每当我想到我们用以思考、演说、写作的概念中，有70％是日本人所营造时，我就寻思起这样的问题：这一事实100年来对中国人的思维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可以说，日语“外来语”的大量涌入，对100年来中国人的思维，对100年来的中国文化，对100年来中国的历史进程，肯定产生了影响。但用现代汉语在整体上思考这种影响，却又很困难。因为在思考日语“外来语”的影响时，必须运用日语“外来语”，这便像是一条蛇咬住了自己的尾巴。——这应该是摆在西方汉学家面前的一个极好的课题。

虽然不能在整体上谈论日语“外来语”的影响，但在具体的例子还是可以举出一些的。

关于中国古代是否有“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史学界数十年间争论不休。但争来争去，实质都是概念之争，分歧在对“资本主义”这一概念的理解上。同样的历史事实，有人认为能说明“资本主义”的萌芽，有人则认为不能。是否有“资本主义”的萌芽之争，也就归结为什么是“资本主义”之争，而“资本”和“主义”这两个词都是日本人生造的，用资本主义来译西文的“capitali *** ”，也是日本人所为。倘若“capitali *** ”被译成另一个汉语词，这场争议是否还会发生？即使发生了，是否在表现方式上也会有所不同？

80年代以来，中国美学界有所谓“丑学”一说。“丑学”是相对“美学”而言的。“美学”是日本人中江兆民对西文“aesthetics”的翻译。但“aestics”的原意是“感性学”，倘若一开始就没有“美学”这种译法，而译成别种模样，例如译成“感性学”，那所谓“丑学”是否还能成立？

我们今天将短至数百字长至数百万字的虚构性作品都称为小说，只是有长篇小说与短篇小说之分。长篇小说与短篇小说这种命名，只是指出了篇幅的差别，此外什么也没有说明。于是，有所谓长篇小说与短篇小说在审美的意义上是否有本质性差异的研究和争论，有人说二者意味着不同的审美方式，有人则说二者的差别仅仅在字数上。其实，我们今天使用的“小说”这一概念，是日本近代作家坪内逍遥在《小说神髓》中对英文“novel”的翻译，而英文“novel”本意就指较长篇幅的作品，至于短小的作品，则用“short story”来表示。两种不同的命名，就已经强调了二者并非一类。应该说，用“小说”来译“novel”，未能全面地传达出原意。如果我们不是将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都称作“小说”，而是分别有不同的称谓，那我们对二者的认识是否会一开始就有所不同？而关于长篇与短篇的争议，是否还会发生？

五、旧的不去与新的在来

例子还可举出许多。最后我想说：由于我们使用的西方概念，基本上是日本人替我们翻译的，在中国与西方之间，也就永远地隔着一个日本。

不知这说法，是否能成立？

六、日语外来语分为以下几类:

[一]修饰词+被修饰词

(1) 形容词+名词

例:人权、金库、特权、哲学、表象、美学、背景、化石、战线、环境、艺术、医学、入场券、下水道、公证人、分类表、低能儿

(2) 副词+动词

例:互惠、独占、交流、高压、特许、否定、肯定、表决、欢送、仲裁、妄想、见习、假释、假死、假设

[二]同义词复例:

解放、供给、说明、方法、共同、主义、阶级、公开、共和、希望、法律、活动、命令、知识、综合、说教、教授、解剖、斗争

[三]动词+宾语

例:断交、脱党、动员、失踪、投票、休战、作战、投资、投机、 *** 、规范、动议、处刑

[四]由上述单词组成的复合词

例:社会主义、自由主义、治外法权、土木工程、工艺美术、自然科学、自然淘汰、攻守同盟、防空演习、政治经济学、唯物史观、动脉硬化、神经衰弱、财团法人、国际公法、最后通牒、经济恐慌

其他还有:

[动词]

服从、复习、支持、分配、克服、支配、配给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基本概念]

哲学、心理学、论理学、民族学、经济学、财政学、物理学、卫生学、解剖学、病理学、下水工学、土木工学、河川工学、电气通信学、建筑学、机械学、簿记、冶金、园艺、和声学、工艺美术

[结尾词]

(1) 化:一元化、多元化、一般化、自动化、现代化等 (2) 式:流动式、简易式、方程式、日本式、新式等

(3) 炎:肺炎、胃炎、关节炎、气管炎、皮肤炎等 (4) 力:生产力、原动力、想像力、劳动力、记忆力等(5) 性:可能性、必然性、偶然性、周期性、习惯性等 (6) 的:大众的、民族的、科学的、绝对的、公开的等(7) 界:文学界、艺术界、思想界、学术界、新闻界等 (8) 型:新型、大型、流线型、标准型、经验型等 (9) 感:美感、好感、优越感、敏感、读后感等 (10) 点:重点、要点、焦点、观点、出发点、盲点等 (11) 观:主观、客观、悲观、乐观、人生观、世界观、宏观、微观等 (12) 线:直线、曲线、抛物线、生命线、战线、警戒线等 (13) 率:效率、生产率、增长率、利率、频率等 (14) 法:辨证法、归纳法、演绎法、分析法、方法、宪法、民法、刑法等 (15) 度:进度、深度、广度、强度、力度等 (16) 品:作品、食品、艺术品、成品、展品、废品、纪念品等 (17) 者:作者、读者、译者、劳动者、缔造者、先进工作者等 (18) 作用:同化作用、异化作用、光合作用、心理作用、副作用等 (19) 问题:人口问题、社会问题、民族问题、教育问题、国际问题等 (20) 时代: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新时代、旧时代等 (21)社会: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国际社会等 (22) 主义:人文主义、人道主义、浪慢主义、现实主义、帝国主义、排外主义等 (23) 阶级:地主阶级、资产阶级、中产阶级、无产阶级等

作者：新物理学 回复日期：2004-9-20 20:22:16

真的吗

大开眼界

@_@

作者：鸿村 回复日期：2004-9-20 21:28:19

那时

人家确实是文化上的先进呀

鲁迅说过要拿来主义

果然如此

作者：猪蹄儿 回复日期：2004-9-21 2:20:25

这不是王彬彬的文章节选吗？

ZT 隔在中西之间的日本——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语”问题

作者：王彬彬

一

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史上，有着许多有趣味也有意味的事。从大的方面说， 有两个时期的情形特别引人注目。一是在中国唐代，一是在近代。在唐代，是日本贪婪地向中国学习，甚至是在与中国文化接触后，大和民族才首次与文字遭遇，从此才学会了书写。日语的“假名”（字母）不过是汉字的变体。而在近代，则是中国拼命地向日本学习。别的方面且不论，仅就语言文字方面说，在近代，倒是日本成了汉语的输出国。日本“汉语”，冲击着东亚各国的语言系统，当然也大量进入中国的汉语中，成为中国人日常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近代由日本输入的汉语词，被称作日语“外来语”，这里也借用这种称谓。在“外来语”上加上引号，是为了与直接来自西方的外来语（如沙发、咖啡、逻辑等）相区别。因为这二者毕竟有些不同。

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语”，数量是很惊人的。据统计，我们今天使用的社会和人文科学方面的名词、术语，有70％是从日本输入的，这些都是日本人对西方相应语词的翻译，传入中国后，便在汉语中牢牢扎根。我们每天用以高谈阔论、冥思苦想和说“东”道“西”时所用的概念，竟大都是日本人弄出来的，— —想到这一层，我的头皮就有些发麻。

实际上，离开了日语“外来语”，我们今天几乎就无法说话。就在我写这篇 谈论日语“外来语”的文章时，也必须大量使用日语“外来语”，否则就根本无法成文。这个问题近几年也不时被人以不同的方式道及。例如，雷颐先生在介绍 美国学者任达的《新政革命与日本》一书的《“黄金十年”》一文中，便写道：通过大量的翻译引介，一大批日语词汇融入到现代汉语之中。有意思的是，这些词汇甚至迅速取代了“严译”（按：指严复的翻译）的大部分术语。这些几 乎涉及各类学科的新词汇或是现代日本新创造的，或是使用旧词而赋以新意，现在又被广大中国知识分子所借用，这大大丰富了汉语词汇，并且促进了汉语多方面的变化，为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奠定了一块非常重要的基石。现在我们常用的一些基本术语、词汇，大都是此时自日本舶来。如服务、组织、纪律、政治、革命、 *** 、党、方针、政策、申请、解决、理论、哲学、原则等等，实际上全是来自日语的“外来语”，还有像经济、科学、商业、干部、健康、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法律、封建、共和、美学、文学、美术、抽象……数不胜数，全是来自日语。

雷颐先生是以肯定的口气谈到日语对汉语的侵入的。而李兆忠先生的《汉字的圈套》一文，则在与雷颐先生做了相同的介绍后，不无遗憾地写道：这真是个值得思索的问题，同样一个西方科学术语，到了中国和日本，就被译成两种味道相去甚远的词，最后却是以中译失败，日译胜利而告终，这是为什么？或者换一种不太合理的问法：严复、梁启超们为什么没有想到采用明治初期的日本学者那种比较自由和通俗的意译法？同样，明治初期的日本学者为什么没有像二十年之后的大陆学者那样，采用那种引经据典式的译法？这里把梁启超与严复相提并论有些不妥，但提出的问题确实是值得思索的。汪丁丁先生的《“经济”原考》一文，是对“经济”二字的汉语原意进行追溯，实际上也同样涉及到日语“外来语”问题，因为“经济”也是众多日语“外来语”中的一个。而考古学家陈星灿先生的《考古学就在我们身边》一文，倡议中国的考古学“建立自己的话语系统”，因为“所谓的国家、文明、私有制等等概念都是从国外输入的”，它们用来说明中国古代的情形或许并不很合适。陈先生所说的这些概念，虽然源自西方，但毕竟是日本人把它们译成现在这样的汉语词的。对这些概念的反思，也必然引发对翻译过程的追问。

以上是我近年偶然见到的涉及到日语“外来语”的文章中的几篇。这些文章，也引发我对这一问题的兴趣。

20年前，当我开始学习日语时，我发现日语中有那样多的汉语词，这令我有过短暂的惊奇；而后来，当我知道汉语中有那样多的日语词时，我却不得不有持久的惊讶。

先是汉字和汉语词汇进入日本，并造就了日本的书面语；当日本在近代与西方相遇后，便大量使用汉字和汉语词去译相应的西方名词、术语；出自日本学人之手的这些译语，在清末又潮水般涌入中国。——这个过程很复杂，也很有趣。我所能接触的资料十分有限，只能勉强说出一个大概。

二

语言中的词汇，有名词、 动词、形容词等数种区分。现代汉语中的所谓日语“外来语”，基本属名词类。但名词本身也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对可见可感可触的很具体的事物、场景的命名，如桌、椅、草、木、山、川、日、月等等；一类则表示一种抽象的意义，也就是所谓术语、概念，如政治、经济、民主、自由、科学、文化等等。前者可称之为具象名词，后者可称之为抽象名词。

在日语“外来语”中，具象和抽象两类名词都有。具象名词今天仍在使用的，可举“电话”和“俱乐部”两词为例。“电话”是日本人生造的汉语词，用来意译英文的telephone。当初中国人对这个英文词采取了音译，译作“德律风”。在一段时期内，“电话”和“德律风”两种叫法通用。但后来，“德律风”这种叫法终于湮灭。关于这个译名，我发现过一点有趣的资料。本世纪初年，一群在日本的绍兴籍留学生曾联名给家乡写回一封长信，其中详细介绍了日本的近代化情形，鲁迅也列名其中。信中说到“电话” 时，特意注释道：“以电气传达言语，中国人译为‘德律风’，不如电话之切。”于此亦可见日语输入中国的途径之一种。而“俱乐部”则是日本人对英文Club的音译。这几个汉字，音、形、意三方面都是绝佳的选择，所以在中国沿用至今。但也有些日译具象名词进入中国后，又被淘汰，例如“虎列拉”，在中国曾被使用了相当长的时间，但如今却被“霍乱”取代。

具象名词本身也许并不值得多谈，我感兴趣的是抽象名词。但具象名词与抽 象名词之间，有时并无明确的界限。有些名词，在古汉语中本不具有抽象的意义，传入日本后，则被抽象化。

在与汉字遭遇之前，大和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字，但却有自己的语言系统。在原有的日语中，具象名词很丰富，对种种具体事物都有很精确的命名，但抽象名词却极不发达。这也并不奇怪。当一个民族还没有自己的文字时，是不可能有发达的抽象思维的，因而也就不会有大量的概念产生。只是在与汉语接触后，汉语中众多的抽象名词才进入日本原有的语言中。汉语中的种种具象名词，例如山、川、草、木、日、月、云、雾，等等，虽也传入日本，但日本人可按照自己原有的发音来读这些汉字，但像汉语中的自然、道德、政治、经济、风流、文学这类抽象名词，因日语中原本就没有相应的词与之匹配，便只能模仿汉语的发音来读这些词。在大和民族与汉语相遇时，汉语中的抽象名词，在音、形、意三方面对他们都是陌生的。

而在近代，当日本与西方语言遭遇后，大量采用汉语抽象名词去译西方概念，例如，用“经济”译“economy”，用“自然”译“nature”，用“文学”释“literaure”。作为中国人，我们应该知道这些被日本人用来译西方的词汇，原本是从中国输入的，但我们更应该知道，这些汉语词在传入日本后，其中不少意义都不同程度地发生了变化。抽象名词从一个民族传入另一个民族，不可能始终保持原汁原味，即便在文化发展阶段相等的两个民族间，也可能发生误读和误解，何况当时的日本在文化发展阶段上与中国如此悬殊。那一大批植根于中国文化中的抽象名词被日本移植过去后，要真正在日本文化中扎根生长，就必然要与汉语原意发生某种程序的分离。日本现代学术界对这些汉语词在古汉语中的原意以及传入日本后的意义变化，也多有考索。例如“经济”一词，在古汉语中指“经世济俗”、“治国平天下”，但传入日本后，则意义变得狭窄起来，被专用来指财务经营、财政措施。再如“自然”这个词，在古汉语中指不依赖人力，或人对之无能为力的现象，但在传入日本后，却具有了“偶然”、“万一”、“意外”这几种意思。

还有的词，在汉语中原本只被用于一种很具象的场合，并不具有明显的抽象意义，但在传入日本后，词义则渐渐向抽象的方向发展。例如，现代汉语中的“社会”这个词，已是一个抽象名词， 是日语“外来语”中的一个。这是日本学人对西方“society”的翻译。但“社会”在古汉语中，基本上是一个具象名词，特指每年春秋两季乡村学塾举行的祭祀土地神的 *** 。《辞海》上举《东京梦华录·秋社》中的一段话来说明这个词：“八月秋社……市学先生预敛诸生钱作社会，以致雇倩祗应、白席、歌唱之人。归时各携花篮、果实、食物、社糕而散。春社、重午、重九，亦是如此。”但这个词传入日本后，渐渐别有所指。据日本学者铃木修次考证，在江户末期，日本已将以教会为中心的教团、教派称作“社会”，这就已经使这个词具有一定程度的抽象意义。

三

对日本近代学人用汉语词译西文概念的过程，我一直很感兴趣。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有种种权衡、取舍，有迟迟找不到一个合适译语的苦恼，也有绞尽脑汁后终于“吟安”一个译话的欣喜，当然，也可能有不得不姑且用一个并不很合适的译语时的遗憾。由于资料的限制，对这个过程，我尚不能知道得很多。但可以断定的是，日本近代学人在译西文概念时，大体有以下几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仍是向中国学习。从时序上说，中国接触西方文化远比日本早。早在7世纪的时候，就有基督教僧侣来中国传教。此后，13世纪的马可·波罗，16世纪的利玛窦，是广为人知的西方文化在古代的使者。在利玛窦的时候，西方汉译的工作已开始。徐光启与利玛窦合作，翻译了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这是人所共知的。1870年，新教传教士莫里逊来到中国。他把《新约》译成汉语，全版《新约》于1814年出版。更重要的是，他还编了一本汉英词典，词典第一卷于1817年印行，整部词典四开本，共六卷，4595页，于1823年出齐。传教士与中国合作者所从事的西方汉译的工作，尤其是汉英词典的编纂，为近代日本学人翻译西文概念提供了借鉴。他们也许并没有过多地袭用传教士和中国合作者的译法，但他们无疑会从这类西文东译的先行者那里得到不少启发。日本现代学者在论及本国近代的翻译工作时，往往不忘提及利玛窦、徐光启。莫里逊这些先行者所提供的参考。我们今天所使用的有些名词、术语，正是当初在中国的传教士和中国的合作者共同创造的译法。对这类译语进行全面的列举是一件难事，但据日本学者考证，至少“数学”、“理论”、“银行”、“保险”、“批评”、“电气”这数例，属日本近代学人对中国已有译法的袭用。在人们谈到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语”时，这些往往也被包括在内，这是不正确的。

第二种方式，是对汉语词的原意加以改造，使之适合于作西文概念的译语。通过这种方式产生的译语很多。例如革命、艺术、文化、文明、文学、封建、阶级、国家、演说、民主、自由、经济、社会，等等，都属这一类。上文说到，有些汉语词输入日本后，意义已自然而然地发生了变化，例如“经济”、“社会”等。日本学人在选定这种汉语词来译“economy”、“society”等相应的西文概念时，该不会有过多的犹豫。而更多的时候，日本学人必须对汉语词的原意进行有意识的加工，才能为某个西文概念选定一个大体合适的译语。将汉语词的语意抽象化，是日本学人改造汉语词意的一种途径。例如“阶级”一词，汉语原意指台阶和官位俸给的等级，不具多少抽象的意义，当日本学人把“阶级”作为西文“class”的译语后，便将这个词大大抽象化 另一种途径则是将汉语词的原意缩小，即取其原意中的一部分，来译西文概念。例如“文学”这个词，汉语原意十分宽泛，一切文字形态的书籍文献，都属“文学”之列，在汉唐，“文学”还是一种官职。而当日本学人用“文学”来译西文的“literature”时，只取了其中的一部分含义。还有一种途径，便是对汉语词仅仅假其字而完全不取其义，甚至赋予一种与汉语原意完全相反的意义。例如“民主”这个词，汉语原意指“庶民之主宰”，而当日本学人用以译西文的“democracy”时，便令其表达了一种与汉语原意截然对立的意义。

第三种方式，是新造汉语词。面对西文概念，在现有汉语词汇中实在找不到相应的词可作译语时，日本学人便利用汉字组成新的词。以这种方式产生的西文译语也颇不少。在具象名词中，上文所说的“电话”便属这种类型。在抽象名词中，个人、民族、宗教、科学、技术、哲学、美学等等，都属日本学人生造的汉语词。例如“哲学”一词，为在西文东译方面做出卓越贡献的西周所造，用以译西文的“philosophy”；“美学”则为有“东洋卢梭”之誉的中江兆民所造，用以译西文的“aesthetics”。

以上几种方式，日本现代学者都曾提到。但我还发现另一种情形，即被日本近代学人从汉籍中选取用作西文译语的词，在汉语中原本并不构成一个词。例如“主义” 这个词，在古汉语中并不存在。日本现代学者在考证“主义”语源时，却说“主义”一词原为汉籍中所有，并举了《史记·太史公自序》中的“敢犯颜色以达主义”一语为证，意谓日本近代学人仍是从汉籍中找到“主义”这个现存的同去译英文的

多难兴邦 -------最早是孔子说的吗

明末数学家

徐光启

徐光启（1562年4月24日－1633年11月10日），字子先，号玄扈，教名保禄，汉族，明朝南直隶松江府上海县人，中国明末数学和科学家、农学家、政治家、军事家，官至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赠太子太保、少保，谥文定。

徐光启的数学成就：

“几何”名称的由来-----我国古代，这门数学分科不叫“几何”，而是叫作“形学”。“几何”二字，在中文里原先也不是一个数学专有名词，而是个虚词，意思是“多少”。比如三国时曹操那首著名的《短歌行》诗，有这么两句：“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这里的“几何”就是多少的意思。那么，是谁首先把“几何”一词作为数学的专业名词来使用的，用它来称呼这门数学分科的呢？这是明末杰出的科学家徐光启。

徐光启在数学方面的成就，概括地说，有三个方面，即：(1)论述了中国数学在明代落后的原因；(2)论述了数学应用的广泛性；(3)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一起翻译并出版了《几何原本》。

徐光启在一次关于修改历法的疏奏中，详细论述了数学应用的广泛性。他一共提出了十个方面(“度数旁通十事”)，即：(1)天文历法；(2)水利工程；(3)音律；(4)兵器兵法及军事工程；(5)会计理财；(6)各种建筑工程；(7)机械制造；(8)舆地测量；(9)医药；(10)制造钟漏等计时器。

徐光启在数学方面的最大贡献当推《几何原本》的翻译。《几何原本》是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Euclid)在总结前人成果的基础上于公元前3世纪编成的。这部世界古代的数学名著，以严密的逻辑推理的形式，由公理、公设、定义出发，用一系列定理的方式，把初等几何学知识整理成一个完备的体系。《几何原本》经过历代数学家，特别是中世纪阿拉伯数学家们的注释，经阿拉伯数学家之手再传入欧洲，对文艺复兴以后近代科学的兴起，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许多学者认为《几何原本》所代表的逻辑推理方法，再加上科学实验，是世界近代科学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前提。换言之，《几何原本》的近代意义不单单是数学方面的，更主要的乃是思想方法方面的。徐光启就正确的指出： “此书为益，能令学理者祛其浮气，练其精心，学事者资其定法，发其巧思，故举世无一人不当学。……能精此书者，无一事不可精，好学此书者，无一事不可学。”(《徐光启集·几何原本杂议》)直到20世纪初，中国废科举、兴学校，以《几何原本》内容为主要内容的初等几何学方才成为中等学校必修科目，实现了300年前徐光启“无一人不当学”的预言。

李之藻

李之藻（1565—1630），与徐光启同时代人，二人年龄相近。李之藻，字振之，一字我存，号凉庵居士，又号凉庵逸民，浙江仁和（今杭州）人，明代科学家，学识渊博，娴于天文历算、数学。“晓畅兵法，精于泰西之学”，与徐光启齐名。

李之藻与徐光启交往甚深，同从意大利人利玛窦游。万历二十六年(1598)进士，授官平禄寺少卿、知州、太仆寺卿、南京工部员外郎等职。万历二十九年（1601）从传教士利玛窦习天文﹑数学﹑地理等科学。万历三十一年（1603）任福建学政。万历三十三年（1605）以工部分司之职赴山东章丘治河。万历三十六年（1608）任开州(今河北濮阳)知州，兴水利，治州城。用西洋算法查核隐匿钱谷之弊，政绩斐然。万历三十八年（1610）入天主教。翌年（1611）丁父忧回籍。万历四十一年（1613）改任南京太仆寺少卿。上疏请译西洋历法。万历四十三年（1615）迁高邮制使，治南河，成绩显著。天启元年(1621)清军陷辽沈，以徐光启荐，任光禄寺少卿兼工部都水清吏司事，上疏力主仿制西洋铳炮，以固防务。天启三年（1623）二月遭劾，以太仆寺少卿调任南京，寻罢官回籍。从事译述。崇祯二年(1629)新设历局以修正历法，得起复。次年（1630）六月到局视事，旋病卒于任所。

万历三十五年（1607），李之藻与利玛窦同译《浑盖通宪图说》2卷，次年（1608）又译成《圜容较义》1卷。与利玛窦再同译《同文算指》11卷，至四十一年（1613）译成，计分前编2卷、通编8卷、别编1卷，与徐光启译《几何原本》同为中国编译西方数学最早的重要著作，在数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天启间(1621—1627)，李之藻与葡萄牙人傅汛际合译亚里斯多德名著《寰有铨》6卷、《名理探》10卷。《名理探》为逻辑学在我国最初之译本。此外尚有译著《经天盖》、《简平仪说》(熊三拔著)、《坤舆万国全图》、《天文初函》等10余部，撰有关于数学、历算等的序、跋、奏、疏30余篇，对介绍西方科学作出重要贡献。

孔子(前551年9月28日～前479年4月11日)名丘，字仲尼，英文：Confucius, Kung Tze 。兄弟排行第二,所以也有人称之为“孔老二”。春秋后期鲁国人，汉族。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夏历八月二十七日）生于鲁国陬邑昌平乡（今山东省曲阜市东南的鲁源村）；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农历二月十一日）逝世，享年72岁，葬于曲阜城北泗水之上，即今日孔林所在地。

他的祖先是宋国贵族，大约在孔子前几世就没落了。孔子年轻时做过几任小官，但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从事教育，相传所收弟子多达三千人，贤人72,教出不少有知识有才能的学生，“桃李满天下”就出自此处 。孔子为春秋末期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思想的创始人，任鲁国司寇；后携弟子周游列国；最终返鲁，专心执教。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上，对华夏民族的性格、气质产生最大影响的人，就算是孔子了。在世时已被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千古圣人”，是当时社会上最博学者之一，并且被后世尊为至圣（圣人之中的圣人）、万世师表。因父母曾为生子而祷于尼丘山，故名丘，曾修《诗》、《书》，定《礼》 、《乐》，序《周易》，作《春秋》。孔子的思想及学说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姜广辉认为，“面对春秋时期诸侯争战不休、人民困苦不堪的现实,孔子不是像宗教家那样创造出一个外在的超越的全知全能的救世主——通过天启和神谕来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而是回首历史，到上古“圣王”那里去寻找智慧。孔子自谓 “述而不作”，实际是以“述”为“作”，通过对历史传统作当代诠释，来实现价值的叠加和转换。他正直、乐观向上、积极进取，一生都在追求真、善、美，一生都在追求理想的社会。他的成功与失败，无不与他的品格相关。他品格中的优点与缺点，几千年来影响着中国人，特别是影响着中国的知识份子。

政治生涯

孔子自20多岁起，就想走仕途，所以对天下大事非常关注，对治理国家的诸种问题，经常进行思考，也常发表一些见解，到30岁时，已有些名气。鲁昭公二十年，齐景公出访鲁国时召见了孔子, 与他讨论秦穆公称霸的问题, 孔子由此结识了齐景公。鲁昭公25年，鲁国发生内乱，鲁昭公被迫逃往齐国，孔子也离开鲁国，到了齐国，受到齐景公的赏识和厚待，甚至曾准备把尼溪一带的田地封给孔子，但被大夫晏婴阻止。鲁昭公27年，齐国的大夫想加害孔子，孔子听说后向齐景公求救，齐景公说：“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只好仓皇逃回鲁国。当时的鲁国，政权实际掌握在大夫的家臣手中，被称为“陪臣执国政”，因此孔子虽有过两次从政机会，却都放弃了，直到鲁定公9年被任命为中都宰，此时孔子已 51岁了。孔子治理中都一年，卓有政绩，被升为小司空，不久又升为大司寇，摄相事，鲁国大治。鲁定公12年，孔子为削弱三桓（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三家世卿，因为是鲁桓公的三个孙子故称三桓，当时的鲁国政权实际掌握在他们手中，而三桓的一些家臣又在不同程度上控制着三桓），采取了堕三都的措施（即拆毁三桓所建城堡）。后来堕三都的行动半途而废，孔子与三桓的矛盾也随之暴露。鲁定公13年，齐国送80名美女到鲁国，季桓氏接受了女乐，君臣迷恋歌舞，多日不理朝政，孔子非常失望，不久鲁国举行郊祭，祭祀后按惯例送祭肉给大夫们时并没有送给孔子，这表明季氏不想再任用他了，孔子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离开鲁国，到外国去寻找出路，开始了周游列国的旅程，这一年，孔子55岁。

孔子带弟子先到了卫国，卫灵公开始很尊重孔子，按照鲁国的俸禄标准发给孔子俸粟6 万，但并没给他什么官职，没让他参与政事。孔子在卫国住了约10个月，因有人在卫灵公面前进谗言，卫灵公对孔子起了疑心，派人公开监视孔子的行动，于是孔子带弟子离开卫国，打算去陈国。路过匡城时，因误会被人围困了5日，逃离匡城，到了蒲地，又碰上卫国贵族公叔氏发动叛乱，再次被围。逃脱后，孔子又返回了卫国，卫灵公听说孔子师徒从蒲地返回，非常高兴，亲自出城迎接。此后孔子几次离开卫国，又几次回到卫国，这一方面是由于卫灵公对孔子时好时坏，另一方面是孔子离开卫国后，没有去处，只好又返回。

鲁哀公2年（孔子59岁），孔子离开卫国经曹、宋、郑至陈国，在陈国住了三年，吴攻陈，兵荒马乱，孔子便带弟子离开，楚国人听说孔子到了陈、蔡交界处，派人去迎接孔子。陈国、蔡国的大夫们知道孔子对他们的所作所为有意见，怕孔子到了楚国被重用，对他们不利，于是派服劳役的人将孔子师徒围困在半道，前不靠村，后不靠店，所带粮食吃完，绝粮7日，最后还是子贡找到楚国人，楚派兵迎孔子，孔子师徒才免于一死。孔子64岁时又回到卫国，68岁时在其弟子冉求的努力下,被迎回鲁国，但仍是被敬而不用。鲁哀公16年，孔子73岁，患病，不愈而卒。

思想品格

发愤忘食，乐以忘忧

孔子63岁时，曾这样形容自己：“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当时孔子已带领弟子周游列国9个年头，历尽艰辛，不仅未得到诸侯的任用，还险些丧命，但孔子并不灰心，仍然乐观向上，坚持自己的理想，甚至是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安贫乐道

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孔子心目中，行义是人生的最高价值，在贫富与道义发生矛盾时，他宁可受穷也不会放弃道义。但他的安贫乐道并不能看作是不求富贵，只求维护道，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孔子也曾说：“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 从吾所好。”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孔子以好学著称，对于各种知识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因此他多才多艺，知识渊博，在当时是出了名的，几乎被当成无所不知的圣人，但孔子自己不这样认为，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 孔子学无常师，谁有知识，谁那里有他所不知道的东西，他就拜谁为师，因此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直道而行

孔子生性正直，又主张直道而行，他曾说：“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史记》载孔子三十多岁时曾问礼于老子，临别时老子赠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这是老子对孔子善意的提醒，也指出了孔子的一些毛病，就是看问题太深刻，讲话太尖锐，伤害了一些有地位的人，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危险。

与人为善

孔子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学说，他自己也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富有同情心，乐于助人，待人真诚、宽厚。“己所不欲，毋施于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躬自厚而薄责于人” 等第，都是他的做人准则。

学术贡献

孔子思想、学说的精华，比较集中地见诸于《论语》一书，共二十篇，一万一千余字。《论语》就是孔子的语录，也有一些是对孔子弟子言行的记录，是孔子及其再传弟子对孔子言行的追记。此书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它的思想内容、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都早已融入了我们民族的血液，沉淀在我们的生命中，铸成了我们民族的个性。《论语》一书集中阐述了儒家思想的核心内涵----仁。“仁”是一切理论的中心，所有的关于“仁”、“乐”的规范，都不过是手段，是为实现“仁”这一道德的最后完美服务的。《论语》作为中华文化的代表，早在秦汉时期就传入了朝鲜和日本，日本〈大宝令〉还指定它为日本学生的必修课。1594年，传教士利玛窦将它译为拉丁文后，它又被转译为意、法、德、英、俄等多种文字，在西方各国广泛传播。

孔子其思想以“仁”核心，以为“仁”即“爱人”。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论点，提倡“忠恕”之道，又以为推行“仁政”应以“礼”为规范：“克己复礼为仁”。对于殷周以来的鬼神宗教迷信，采取存疑态度，以为“未知生，焉知事鬼”，“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又注重“学”与“思”的结合，提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和“温故而知新”等观点。首创私人讲学风气，主张因材施教，“有教无类”，“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强调“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政治上提出“正名”主张，以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都应实副其“名”，并提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观点。自西汉以后，孔子学说成为两千余年封建社会的文化正统，影响极深。

说到治理国家，孔子重视民生疾苦，呼唤仁政，希望统治者以仁义之心待民，他说“苛政猛于虎”，他还强调无论什么法令法规，统治者都要首先以身作则，“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在人际交往中，孔子强调的是忠和恕。“忠”就是以忠实诚信的态度对人，以恪尽职守的态度待事；“恕”就是要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与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在为人处世上，孔子提倡自爱和爱人。孔子对天命持谨慎态度，他更相信人自己的力量。他认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一切要看个人后天的努力。当然，〈论语〉中也有一些思想是与历史潮流相背离的，如他政治上的复古倾向，他对等级、秩序的过分强调，他的内敛的人格价值取向等，这一切都不可否认的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需要我们用现代意识对之加以修正。但瑕不掩瑜，在人类文明刚刚露出曙光的先秦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具有如此深刻的生命智慧，是足以让我们这些后人为之骄傲的。

教育贡献

文化巨人——孔子，自“而立”之年即以《诗》、《书》、《礼》、《乐》为教，更以他至伟人格中的一言一行，一动一静而示范为教。是他开了我国历史上私人讲学的先河，将以前学在官府，文化知识是贵族们的专利的现象，移植到民间。他首先提出“有教无类”的方针，不分贫贱富贵，均可以在他那里受教。在弟子中，贫如颜回，富如子贡，贵如孟懿子，然绝大多数是平民子弟，有来自卫、齐、陈、吴……等国的，真可谓桃李满天下。其教学目的，是传他的人道学说。即克己复礼为仁，变化学生气质，成就人格，提高生命境界，终至成物。也即造就治国、平天下的栋梁之材。并采用“因材施教”和启发式的方法，培养学生的“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三人行必有我师”，“不耻下问”……等风范。更以他诲人不倦的精神，对学生入如慈母般地关怀备至，如严父般地导以正道，如朋友般地切磋相长，莫不因其才而成就之。如子羔之愚，曾参之鲁，子张之偏激，子路之粗鄙……均成大器。尤以曾子能得道之全体而任传道之责，成为宗圣。更有佼佼者分德行：颜回、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语言：宰我、子贡。政事：冉求、子路。文学：子游、子夏四科共十人。孔子共有弟子三千。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故能将浩瀚的传统文化推广和流传下来。

由于孔子在讲学中，所下的功夫已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使弟子感受到，老师呕心沥血的良苦用心。故弟子都发自内心的崇敬。他们追随、侍奉、保卫他，他们随他一起奔波行道，周游列国，备受艰辛与饥饿而毫无怨言。当有人诋毁孔子时，则正色以告其人“不自量”。当遇到危难时，则舍身护卫。孔子逝世后，弟子们如丧考妣，皆在坟周服丧三年。子贡独守六年。其尊师重道精神，至今仍传为佳话。后人尊孔子为“至圣先师”是当之无愧的。他的许多教育理论和方法，是当今广大教育工作者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资源。我们都知道孔丘先生弟子三千，身通六艺登堂入室者七十有二人。当时好像没有学籍管理制度，这三千弟子各自姓什名谁早不可考，至于配享了孔庙的这七十二个高徒，然而这些先生们都是上古人物，我们隔着几千年历史遥遥望去，只仿佛仙霭里头看神仙，影影绰绰只能看个大概，没法子毕见其纤毫。而我们上古的出版业又实在落后得惊人，一切文献，全靠用刀来刻，诸般辛苦之中，难免出现错别，以至以讹传讹；更有班爱牵强附会的所谓高人，将错就错，胡乱解释一通，竟就解释出无穷深意来，甚至被当作了不可改易之经典。于是三豕己亥，荒唐可笑。倘若不幸，有两个甚或多个高人，各自拿有一个不同的版本，则事情就更大了，非要彼此争个头破血流不可。所以上古的东西，明明是同一事物，我们却能看到不同甚至相反的称谓和说法。比如这孔门七十二圣人的尊姓大名。《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与《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都算得上是权威资料，可是竟也出入颇大，比如子声在《史记》上叫乐咳，在《家语》上却叫乐欣；子徒在《史记》中叫郑国，在《家语》中却改叫薛邦了。再比如很受孔子抬举，将哥哥的女儿嫁给了他的子容，在《论语》叫南宫适，在《史记》叫南宫括，在《家语》里，又叫南宫韬了。等等等等，参差处极多。这些一人多名现象，差不多都是拜传刻错误所赐。而且《史记》与《家语》所开列的，都并不是不多不少七十二人整，史记列了七十七个，还煞有介事引用孔子曰“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做开头。谁知道孔子到底说没说过这句话。《家语》更是荒唐，题目明明写着《七十二弟子解》，里头开列的，却足足七十六人，最后还又总结说：“以上夫子弟子七十二人，皆升堂入室者。”睁着大眼说瞎话，难道连个数都不会数？司马迁说“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孔子”，可这孔门弟子花名册，却不知该折中于谁。今较其两者，以《史记》去孔丘时代相对较近，且以实史闻名；而《孔子家语》虽以“孔子家语”名书，却历来被视为伪书，当作三国时王肃因袭前人书简加以修补编定，相对之下，似不如《史记》足凭。两者相权，取其最接近于真实者。所以，俺决定以《史记》为基础，与《家语》相杂较。司马迁所列这七十七人中，说不得有五个是编外人员，至于是哪五个，俺就不得而知了，在这里还请博物君子垂教。

孔子名言

不学礼，无以立。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

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

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

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

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

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过而不改，是谓过矣！

过，则匆惮改。

不迁怒，不二过。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执德不弘，信道不笃，焉能为有，焉能为亡。

与朋友交，言而有信。

以文会友，以友辅仁。

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

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巧言乱德。

巧言令色，鲜矣仁。

刚、毅、木、讷近仁。

有德者必育言，有言者不必育德。

听其言而观其行。

君于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

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不逮也。

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

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

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

事君，敬其事而后其食。

礼之用，和为贵。

放于利而行，多怨。

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家世、家谱

孔子的六代祖叫孔父嘉，是宋国的一位大夫，做过大司马，在宫廷内乱中被杀，其子木金父为避灭顶之灾逃到鲁国的陬邑，从此孔氏在陬邑定居，变成了鲁国人。

孔子的父亲叫叔梁纥（叔梁为字，纥为名），母亲叫颜征在。叔梁纥是当时鲁国有名的武士，建立过两次战功，曾任陬邑大夫。叔梁纥先娶妻施氏，生9女，无子。又娶妾，生一子，取名伯尼，又称孟皮。孟皮脚有毛病，叔梁纥很不满意，于是又娶颜征在。当时叔梁纥已68岁，颜征在还不到20岁。据《史记》记载，孔子并非婚生子。他母亲生他时只有18岁，而父亲已经70岁了。

公元前551年（鲁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于鲁国陬邑昌平乡（今山东曲阜城东南）。因父母曾为生子而祷于尼丘山，故名丘，字仲尼。孔子三岁时，叔梁纥卒，孔家成为施氏的天下，施氏为人心术不正，孟皮生母已在叔梁纥去世前一年被施氏虐待而死，孔子母子也不为施氏所容，孔母颜征在只好携孔子与孟皮移居曲阜阙里，生活艰难。孔子17岁时，孔母颜征在卒。

孔父在孔子三岁时去世，从此他跟随妈妈过上了贫穷的生活。孔子曾作过各种各样的工作：牧牛羊、记账的以及图书管理员。22岁时，孔子的母亲去世，他服了三年丧。 孔子53岁时晋升为大司寇，在鲁国服侍两年后孔子辞去职务，因为他对诸侯的政治极为不满。

据《论语》记载，鲁国当时在孔子的管理下非常繁荣。但这是不太可能的，因为孔子没有在鲁国或别的国家担任过重大职务。传说鲁国的邻国齐国 担心鲁国太过强大会威胁到齐国，于是为了破坏鲁国的改革，送了上百匹好马和八十位美丽的舞女给鲁国诸侯。鲁国诸侯遂沉溺于安逸享乐之中，对政务不闻不问，甚至有一次连续三天没有上朝。孔子极为不满，踏上了长途之旅（周游列国），拜访中国中北部的一些小国，包括卫、宋、陈、蔡。他宣扬了自己的那些政治信仰，但并没有哪国去实施。孔子68岁回到家乡教书，收了不少弟子。晚年的他和弟子一起编纂了传承先哲智慧的结晶——《五经》。由于不能承受失去儿子和自己的心血的双重悲痛，孔子于72岁(或73岁）与世长辞。

家谱

- 孔子

- 子 孔鲤

- 孙 孔伋

- 曾孙 孔白

- 玄孙 孔求

- 六代孙 孔箕

- 七代孙 孔穿

- 八代孙 孔谦

- 九代孙 孔鲋、孔树、孔腾，汉高祖刘邦封孔腾为“奉祀君”

- 十代孙 孔忠

- 十一代孙 孔武

- 十二代孙 孔延年

- 十三代孙 孔霸，汉元帝封为“褒成侯”，赐食邑八百户。

- 十四代孙 孔福，被汉成帝绥和元年封为“殷绍嘉侯”

- 十五代孙 孔房，褒成侯

- 十六代孙 孔均，褒成侯

- 十七代孙 孔志，褒成侯

- 十八代孙 孔损，褒亭侯

- 十九代孙 孔曜，奉圣亭侯

- 二十代孙 孔完、孔赞，褒成侯

- 二十一代孙 孔羡，宗圣侯

- 二十二代孙 孔震，奉圣亭侯

- 二十三代孙 孔嶷，奉圣亭侯

- 二十四代孙 孔抚，奉圣亭侯

- 二十五代孙 孔懿，奉圣亭侯

- 二十六代孙 孔鲜，奉圣亭侯

- 二十七代孙 孔乘，崇圣大夫

- 二十八代孙 孔灵珍，崇圣侯

- 二十九代孙 孔文泰，崇圣侯

- 三十代孙 孔渠，崇圣侯

- 三十一代孙 孔长孙，恭圣侯

- 三十二代孙 孔嗣悊，绍圣侯

- 三十三代孙 孔德伦，褒圣侯

- 三十四代孙 孔崇基，褒圣侯

- 三十五代孙 孔璲之，褒圣侯、文宣王兼兖州长史

- 三十六代孙 孔萱，文宣公

- 三十七代孙 孔齐卿，文宣公

- 三十八代孙 孔惟晊，文宣公

- 三十九代孙 孔策，文宣公

- 四十代孙 孔振，文宣公

- 四十一代孙 孔昭俭，文宣公

- 四十二代孙 孔光嗣，泗水主簿

- 四十三代孙 孔仁玉，文宣公兼曲阜县令

- 四十四代孙 孔宜，文宣公兼曲阜主簿、赞善大夫

- 四十五代孙 孔延世，文宣公兼曲阜县令 历代衍圣公：

- 第46代衍圣公 孔圣佑，文宣公兼知县事、孔宗愿，宋仁宗改称孔子嫡长孙为衍圣公，

- 第47代衍圣公 孔若虚、孔若愚、孔若蒙

- 第48代衍圣公 孔端立、孔端操、孔端友(南宗)

- 第49代衍圣公 孔琥、孔璠、孔玠(南宗)

- 第50代衍圣公 孔拂、孔摠、孔晋、孔拯

- 第51代衍圣公 孔元用、孔元孝、孔文远(南宗)、孔元措、孔元紘

- 第52代衍圣公 孔之厚、孔之全、孔万春、孔之周

- 第53代衍圣公 孔浣、孔治、孔贞、孔洙(南宗)

- 第54代衍圣公 孔思晦、孔思诚、孔思许(南宗)

- 第55代衍圣公 孔克坚、孔克忠（南宗）

- 第56代衍圣公 孔希学、孔希路（南宗）

- 第57代衍圣公 孔讷、孔议（南宗）

- 第58代衍圣公 孔公鉴、孔公诚(南宗)

- 第59代衍圣公 孔彦缙、孔彦绳(南宗)

- 第60代衍圣公 孔承庆、孔承美(南宗)

- 第61代衍圣公 孔宏绪、孔宏泰（字永实）、孔弘章(南宗)

- 第62代衍圣公 孔闻韶）、孔闻音(南宗)

- 第63代衍圣公 孔贞干、孔贞宁）、孔贞运(南宗)

- 第64代衍圣公 孔尚贤、孔尚乾（南宗）

- 第65代衍圣公 孔衍植、孔衍桢（南宗）

- 第66代衍圣公 孔兴燮、孔兴燫(南宗)

- 第67代衍圣公 孔毓圻、孔毓垣（南宗）

- 第68代衍圣公 孔传铎、孔传锦(南宗)

- 第69代衍圣公 孔继濩、孔继涛(南宗)

- 第70代衍圣公 孔广棨）、孔广杓(南宗)

- 第71代衍圣公 孔昭烜、孔昭焕(南宗)

- 第72代衍圣公 孔宪培、孔宪坤(南宗)

- 第73代衍圣公 孔庆鎔、孔庆仪(南宗)

- 第74代衍圣公 孔繁灏、孔繁豪(南宗)

- 第75代衍圣公 孔祥珂、孔祥楷(南宗)

- 第76代衍圣公 孔令贻（字谷孙）

- 第77代衍圣公 孔德成(1920年生)，

主要弟子

相传孔子所收弟子多达三千人，有较大成就者72人，其中最主要的有：

子贡，姓端木，名赐，字子贡，是孔门七十二贤之一，且列言语科之优异者。孔子曾称其为“瑚琏之器”。他利口巧辞，善于雄辩，且有干济才，办事通达。曾任鲁、卫两国之相。他还善于经商之道，曾经经商于曹、鲁两国之间，富致千金。为孔子弟子中首富。

司马迁作《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对子贡这个人物所费笔墨最多，其传记就篇幅而言在孔门众弟子中是最长的。这个现象说明，在司马迁眼中，子贡是个极不寻常的人物。我们循着司马迁的这个思路，再细细阅读《论语》等书，便可看出子贡这个人物非同寻常。他的影响之大、作用之巨，是孔门弟子中无人所能企及的：他学绩优异，文化修养丰厚，政治、外交才能卓越，理财经商能力高超。在孔门弟子中，子贡是把学和行结合得最好的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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