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在城市若有招商银行，也可以了解下招行发售的理财产品，您可以进入招行主页，点击 理财产品-个人理财产品 页面查看，也可通过 搜索 分类您需要的理财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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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理财产品风险四：通货膨胀风险

工行保险理财产品靠谱么

工行保险理财产品靠谱么?一般情况下来看，银保产品就是在银行出售的保险，其并非属于银行自己的理财产品，本身存在着一定的风险。虽然银保产品具有“保障+收益”的功效，但是投资者千万不要把保险产品与银行的理财产品混为一谈。如今理财市场的竞争相当激烈，那么工行保险理财产品靠谱么?下面小编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工行保险理财产品靠谱么：

1、御立方二号保障计划

对于投资者而言，御立方二号保障计划是工行升级打造的明星产品。此款产品主要具有小投入大保障、有病治病、无病养老的功效，投资者不用担心一次性交付高额的保费。由于其交费年限比较灵活，保障期限多样化，因此可以完全满足家庭保障需求。

2、盛世丰年年金保险

对于投资者而言，此类产品的特性是生存现金年年给付，也就是说若被保险人在每个保险合同周年日仍生存且合同有效，就可以足额享受“生存现金”，直到合同效力终止才失效。也就是说，投资者在60周岁之前，每年可以获得5%保险金额的生存现金投资者在60周岁之后，将可以获得10%保险金额的生存现金。除此之外，还能享受75岁贺寿、福寿双全，人寿保障直至百岁的保障。

3.百万身价全面保障计划

此类理财产品是专门针对驾驶/乘坐自驾车的所有人打造的高额身价保障计划，不但可以组合搭配公共交通工具和意外住院津贴保障，一次投保就可以享受30年百万身价。

4、e+安行航空意外保险

此款产品主要适合经常搭乘飞机航班出行的人员，有千万保额护航。对于投资者而言，此类保险保费最低仅需35元，最高1000万元保障。保额相当的灵活，投资者可以根据需要选择50万至1000万保险金额。值得大家注意的是，此类保险兼顾意外身故和疾全保障，保障期间内不限国内外航班及乘坐次数，是相当的划算。

以上就是关于工行保险理财产品靠谱么的详细介绍，如需了解更多工行保险理财产品靠谱么请关注安心贷银行栏目。总的来看，不同的产品具有不同的性质，只有选择真正适合自己的产品才是靠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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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理财靠谱吗

保险理财靠谱吗?保险经过几年的发展，巳经深入人心，几乎人人都或多或少的买过保险。很多人现在除了买保险保障自己基本的安全外，会把保险当作一种投资理财的工具，那么保险理财靠谱吗?下面小编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保险理财靠谱吗：

近日，网上一则“投保10000元的分红险，一年下来分红仅为66元”的新闻引发人们对保险理财的质疑。被誉为抵御通胀利器的保险理财产品到底能否真正起到保值增值作用?投资者面对市场上的保险理财产品该如何选择?保险理财靠谱吗？

根据网上报道，市民胥女士去年通过银行投保一份分红险产品，10年期，年缴保费10000元。当时工作人员称预期年化收益率能达到3.5%左右。但当她近日致电银行询问分红情况，竟被告知账户收益只有66元，不但没有达到预期收益，甚至与银行定存收益相去甚远。而如果选择退保，则要损失2000多元。

目前市场上的投资型保险理财产品有投资型分红保险、投资连结保险和万能寿险三大类，而无论哪种产品都存在首年分红较低的情况。“这主要是由于缴纳保费没有全部计入投资账户，大部分计入了保障费用，真正进入投资账户的金额比例很少，次年开始，计入投资账户的资金比例才会逐年增加。”

记者走访发现，首年度分红较低是各家公司投资型保险理财产品的普遍特点。“毕竟，提供保障才是保险产品的最基本功能，投资型的保险产品也同样如此，在这个基础之外，才是为投保人尽可能提供一个理想的投资收益，至于投资收益的好与坏，则是以计入投资账户的金额比例划定，而且还与很多方面都有关系，包括银行利率的水平，保险公司的经营情况、持有时间的长短等等。”

事实上，在CPI不断上涨，房地产、股票投资又不景气的背景下，承诺保本、承诺收益的保险理财产品正不断受到市民的追捧。在迎泽大街一家国有银行网点内，大堂经理就向记者介绍，当前银行理财产品的收益率普遍不高于4%，且不承诺保本。

相较而言，一些保险产品3年期的收益率就能到4.75%左右，对追求稳健的普通投资者来说很有吸引力。另外，在当前降息预期下，这类产品收益率是央行升息则收益跟着上升，但央行降息则收益不变，这一点也颇受投资者青睐。“由于承诺保本收益也不错，这些保险产品今年卖得不错。”

保险毕竟不同于炒股票那样可以高抛低吸，频繁进出，因为保险理财是一种中长期的投资产品。“所以，如果投资者比较看重短期的收益，保险理财产品并非最佳选择。而购买保险理财产品，投资者首先需要考虑的应该是如何使自己的资产价值得到长期、稳定的增长，而不是片面追求短期的收益。如果想要得到理想的投资回报，拥有一个中长期的投资规划才是上策。”

投资者不管选择哪种方式理财，都要先了解清楚该产品的特点，看是否适合自己，而不是盲目的跟风或者片面的追求高收益，这样常常会事与愿违。投资者如果看到了适合自己的投资理财产品时要当机立断，把握良机，有时过分的谨慎反而会错失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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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最早提出财政预算思想的是谁

     由于理财产品预期年化预期收益是以货币的形式来支付的，在通货膨胀时期，货币的购买力下降，理财产品到期后的实际预期年化预期收益下降，这将给理财产品投资者带来损失的可能，损失的大小与投资期内通货膨胀的程度有关。

      通货膨胀风险又叫“购买力风险”，是指由于通货膨胀因素使银行成本增加或实际预期年化预期收益减少的可能性。

      通货膨胀还会使银行资产的实际预期年化预期收益下降。资产实际预期年化预期收益率等于资产名义预期年化预期收益率减去通货膨胀率，通货膨胀率越高，资产实际预期年化预期收益率越低，当通货膨胀率高于资产名义预期年化预期收益率时，资产实际预期年化预期收益率即为负数，资产的实际购买力反而下降了。所以，从资产角度看，通货膨胀对银行来说是一种“无形税收”。

      所谓通货膨胀，从定义上讲是在纸币流通制度下，在一定的时期内，由于货币发行量超过流通中实际货币需求量而引起的商品、劳务价格的普遍持续性的上涨。它的形成和货币制度有很大关系，只有在纸币流通的制度下，通货膨胀现象才有可能发生，而在金属货币流通制度下，不会发生通货膨胀。然而作为纸币流通重要环节的现代商业银行在整个金融领域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是以获取利润为目的的一个信用授受的中介机构，也是唯一能提供“银行货币”(活期存款)的金融组织。通货膨胀必将会给银行的经营管理带来一定的困难，影响银行的经营成果。所以如何面对通货膨胀带来的风险会成为当今商业银行不可避免的一个问题。

通货膨胀对商业银行带来的影响

      通货膨胀可以按照不同的分类方法分成不同的类型，在这里我按照对通货膨胀的预期不同将其粗略的分为预期到的通货膨胀和未预期到的通货膨胀两类。

      (一)可预期到的通货膨胀对商业银行带来的影响

      在可预期通货膨胀的经济环境下，通货膨胀会使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持续加大，但从经营成果的角度来看，利润将呈现前高后低的特征。

      在通货膨胀的开始阶段，市场预期年化利率增加使银行表现出良好的经营业绩。然而在通货膨胀达到顶点之后，由于企业信贷违约行为的普遍增加而导致的信用风险加剧，最终将会体现在银行的业绩之中。

      (二)未预期到的通货膨胀对商业银行带来的影响

      未预期到的通货膨胀是突发的、并存在着很高的不确定性。从生产者的角度来说，这种通货膨胀会使生产者短期内利润上升，暂时在产品市场上会有一种扩大就业、扩大总产量的效应。根据IS-LM模型可知，在产品市场中社会总产出的增加使IS曲线右移，最终会导致均衡预期年化利率的上升。

      从银行的角度来看，由于这种通货膨胀不能被人们提前所预期，那么，市场均衡预期年化利率的变化将会大大滞后于市场价格水平的变化。这样一来，在短时间内银行的借贷利差不会改变，自然银行的绝对收入也不会改变，但由于通货膨胀的存在使银行的实际收入下降，造成损失。

通货膨胀给商业银行带来影响的原因

      (一)可预期到的通货膨胀对商业银行带来的影响的原因根据杰夫·马杜拉在2007年出版的《金融市场与机构》的叙述，当人们预期到通货膨胀来临的时候，人们会减少在任何预期年化利率水平上的的存款，相反会在通货膨胀来临之前增加购买和向银行贷款。又根据货币供求关系的图形，货币需求曲线右移、货币需求曲线左移，导致市场均衡预期年化利率上升，这就是著名的“费雪效应”。这样，通货膨胀将迫使银行平均存款成本持续上升，但由于风险溢价的提高，贷款价格至少会以融资成本上升同样的速度提高。再加上在我国预期年化利率管制的存在，存款的重新定价滞后于贷款的重新定价，这都将导致在通货膨胀引起的预期年化利率上升期内，银行利差持续扩大，且信用成本的增加将滞后于利差的扩大。这些因素使得银行整体盈利在这一时期将持续增长。

      另一方面，由于企业产出与投入的相对价格在调整频率上具有非同步性，从而将会导致一部分企业，尤其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的企业，在某一时段内出现经营困难，倘若企业财务杠杆又恰好过高，这些企业可能就无法渡过其产出价格得到调整前的难关，从而发生信贷违约的可能性增加。从总体来看，银行的信用成本必然会有所上升，并且随着通胀的来临而不断增加。不过，在通胀达到顶点之前，整体经济所面临的名义总需求依然处于不断扩大的状态，企业经营状况总体上依然处于上升阶段。因此，信贷违约率尽管会上升，但总体应当依旧处于可控的水平。

      然而，通货膨胀所导致的信用风险加剧，最终将会体现在银行的业绩中。一但通货膨胀达到顶点并进入消退期，银行业的信用周期也将开始滑向低谷，从而“真实的信用成本”将大量涌现。在这一阶段，随着通胀率明显下降，银行存贷款预期年化利率将出现与此前正好相反的调整，即贷款预期年化利率的下降将快于存款成本的降低，从而导致利差可能缩小。与此同时，企业财务状况将普遍受到名义需求增幅乃至绝对额下降，劳动工资、信贷资金预期年化利率等要素价格短时间内居高难下的双重打击，从而引起较大范围的信贷违约行为，使银行的信用风险大幅增加。这样，在这一时期银行不得不自己承担通货膨胀所带来的信用风险。

      (二)未预期到的通货膨胀对商业银行带来影响的原因由于未预期到的通货膨胀的自身特点导致市场均衡预期年化利率的变化将会大大滞后于市场价格水平的变化。所以在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未预期通货膨胀将有利于债务人而不利于债权人。在通常情况下，借贷的债务契约都是根据签约时的通货膨胀率来确定名义利息率，故当发生了未预期的通货膨胀之后，债务契约无法更改，从而就使实际利息率下降，债务人受益，而债权人受到通货膨胀所带来的损失。同理，未预期通货膨胀的结果会对商业银行的贷款，特别是其长期贷款带来不利的影响，也使债权人不愿意发放贷款。由于商业银行主要是通过发放贷款来实现盈利目的的，所以这也给商业银行的资产管理出了不小的难题。

      根据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中的预期年化利率敏感性管理方法的分析，当敏感性缺口大于等于零的时候，银行的预期年化预期收益的变化与预期年化利率的变化呈正相关的关系。但是由于通货膨胀的出现，导致实际预期年化利率的下降，从而银行的利润缩水，蒙受巨大的损失。例如：我国工商银行2008年第一季度的资产负债表显示，预期年化利率敏感性资产约有7.1万亿元，而预期年化利率敏感性负债约有6.9万亿元。在本期内其净利润约有187亿元，当时官方公布的CPI指数为8.7%，这样由于通货膨胀银行就损失了十几个亿的利润。

商业银行抵御通胀所带来不良影响的对策

      抵御可预期的通货膨胀的风险

      1、提高银行风险定价能力

      从历史上看，通货膨胀的起伏始终伴随的是货币信用的发展历程，而信用周期的循环往复更是贯穿着商业银行经营的始终。银行经营的首要任务就是管理随信用周期循环往复的信用风险。因此，重要的不是如何回避信用风险，而是如何面对风险，做到在经历一个信用周期后，银行依然安然无恙。

      提高银行的信贷风险定价能力便是商业银行面对通胀风险的第一要务。显然，由于信息的不完备性和不对称性，从来没有完美的风险定价。但相对较完备的定价将使得信贷增长更可持续，使得银行有机会在丰年积累更多的准备金来抵御未来的损失，也使得通货膨胀有可能变得更为温和，从而银行最终所要付出的代价也变得可以承受。银行应当采用更为审慎的拨备方法。监管部门应当更多地鼓励商业银行采用跨周期的客户信用评级模型，从而尽可能充足拨备，这也是合理定价的技术条件。

      2、银行应当充分运用资产证券化技术分散风险

      通过信贷资产证券化可实现信贷体系和证券市场的融合，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价格发现功能和约束机制，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同时，也由此使银行从一个信贷提供机构转变成一个信贷服务机构，由靠借贷利差盈利的模式转变为靠贷款服务收费盈利的模式，在充分发挥银行信贷管理的专业优势的同时控制信贷风险的积累和加大，实现银行职能作用的转变。所以说资产证券化需要得到大力发展，这也是银行管理信用风险的重要手段。

抵御不可预期的通货膨胀的风险

      1、运用预期年化利率“指数化”的方法来抵御通货膨胀带来的影响通货膨胀治理中的收入政策，又称为“生产费用调整”，是根据通货膨胀率来调整货币工资，把货币工资增长率与物价上涨率联系在一起，使它们同比例变动。规定按通货膨胀率自动地调整货币工资标准。同样，作为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者，也可以借鉴此种方法，将预期年化利率指数化并按通货膨胀率自动地调整预期年化利率标准。

      预期年化利率指数化即根据通货膨胀率来调整名义预期年化利率，以保持实际预期年化利率不变，从而保证了银行利润不会缩水。在债务契约中规定名义预期年化利率自动按通货膨胀率进行调整，这样就可以使通货膨胀不会对正常的债务活动等产生不利的影响，回避通货膨胀带来的风险。此外，银行存款预期年化利率也要按通货膨胀率进行调整，以保护储户的利益，既便于银行吸引存款，也有利于储户进行储蓄的积极性。

      预期年化利率作为资本的价格可以使资本这种资源得到最优配置，通货膨胀会使预期年化利率受到扭曲，从而会导致资源配置失误。对预期年化利率实行指数化也可以消除这种失误。

      2、利用金融衍生工具来抵御风险

      1987年3月18日，美国大通银行发行了世界上首个保本指数存单。该存单与S&P500指数未来一年的表现挂钩，存款者可以在三档结构中选择：0%-75%、2%-60%和4%-40%，从而保证自己的预期年化预期收益率。那么，银行也可以通过自己买卖金融衍生工具来回避通货膨胀带来的风险。

      金融衍生工具是在现在对基础工具未来可能产生的结果进行交易，交易的结果在未来时候才能确定盈亏。在这里，商业银行可以通过购买指数的看涨期权或是看跌期权来回避风险，因为期权交易具有保值功能。

      风险是由价格不确定性变动所引起的，价格既可能发生有利的变化，也有可能发生不利的变化。如果发生有利的变化，人们会获得意外的预期年化预期收益，反之，将会遭到损失。因此，人们有获得超额预期年化预期收益或损失的可能性，即“对称性风险”。当商业银行的资本或预期利润面临通货膨胀的风险的时候，银行可以在期权市场上支付一定的期权费购买一定的期权进行套期保值。这实质上就是将“对称性风险”转变为“非对称性风险”。在商业银行利用期权交易进行套期保值时，若实际预期年化利率由于通货膨胀下降，则通过这种方法可避免损失。

我国商业银行如何面对通货膨胀的风险

      从2007年开始，我国进入一个全新的通货膨胀周期。至2008年8月，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4.9%，涨幅连续4个月回落，但是工业品出厂价格同比上涨10.1%，再创近十余年新高。自2008年5月以来，PPI与CPI的走势的背离进一步扩大，但由于PPI的上涨将会传导到CPI上，因此CPI可能在以后再度走高。在通货膨胀的阴影依然存在的同时，国民经济先行指数显示经济下行趋势日渐明显。因而新时期的宏观形势下通货膨胀对商业银行业的影响已成为当今的热点问题。

中国先秦至鸦片战争前历代思想家及典籍中关于管理国家财政经济的理论和原则。“理财”一词最早见于《易·系辞下》，宋以后成为经常使用的经济范畴，清末曾以理财学作为经济学中译名之一。

　先秦　中国古代许多重要的理财观点和原则，在先秦时期即已形成。例如,在国家收入和支出的关系上,提出了“冢宰制国用，必于岁之杪，五谷皆入，然后制国用。……量入以为出”(《礼记·王制》)的财政总原则。从国家租税收入方面来看，先秦各家除商鞅坚持重税政策外,其余都赞成轻税政策,即所谓“薄赋敛”或“薄税敛”。什一税成为各学派普遍鼓吹的理想税率，但也有主张二十而取一或更轻的税率。各学派除墨家赞成征收关市、山林、泽梁之税外，一般都不赞成对之征课。其中孟轲提倡对城市坐商、非生产性宅地、无职业者以及关卡和山林川泽均不征课，而在农业方面实行“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孟子·滕文公上》），即主张农业单一税。在财政支出方面，“强本节用”基本上是先秦各家所共同遵奉的经济原则，并鼓励粮食储备。

　先秦各学派在理财问题上有两种对立的见解：①主张“藏富于民”，即在使人民富足的基础上充实封建国家财政。这是各派普遍接受的思想，尤以儒家的“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颜渊》）这一观点为最有代表性，它体现了国家的租税收入总是来自人民以及培养税源的财政思想。与此相关，先秦儒家特别反对财政上的“聚敛”，认为“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礼记·大学》）。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已认识到从生产与消费的对比关系去考察对理财的影响，此即“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大学》）。这句名言连同荀况所言“节其流”、“开其源”（《荀子·富国》）的理财原则，均为后代谈理财问题者必须遵循的原则。②主张“国富民贫”，这是法家提出的观点，即不惜使人民贫穷以充裕封建国家财政。这是战国中期以后才出现的理财观点，它反映了法家代表人物为建立统一的封建地主政权而在财政经济上的要求。

　此外,先秦各项理财措施中,《禹贡》、《周礼》所体现的生产什么则贡纳什么的贡土所宜原则，按土地肥瘠、面积大小、位置远近或劳役轻重等为条件来规定税收率高低的租税负担平均原则；财政开支方面“以九式均节财用”（《周礼·大宰》），的专税专用思想；管仲根据土地好坏征收差额赋税的“相地而衰征”（《国语·齐语》）概念；范蠡和李悝建议由封建政府实行丰年征购粮食储存以待荒年发放的“平粜”或“平籴”政策；孟轲主张按“乐岁”和“凶年”的不同实际收获量进行征课而不赞成平均税率等等，均对后代理财思想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较为突出的是，《管子》不仅主张“取于民有度”，反对“疆求”的征籍；而且提倡在国家财政上尽可能扩大经济收入以代替征税收入，诸如制定价格政策，官府经营谷物买卖，实行盐铁专卖等，作为充裕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手段。这一经济政策在此后二千年封建国家一直发生相当作用，至于《管子》认为赋税征课须作到“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则表达了封建统治者在财政剥削上的欺诈巧取思想。

　汉代 汉初的理财思想,主要是从巩固统一的封建地主政权出发，坚持中央财政权力的统一与集中。特别是著名理财家桑弘羊根据先秦的有关理论和原则，制定和推行了盐铁官营、酒类专卖等重要财经政策和措施，并首创均输和平准（见均输、平准论），使“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史记·平准书》）。耿寿昌依据先秦平籴思想而创立的常平仓制度，也成为封建时期的一项重要理财措施。其他如贾谊的“积贮”主张，晁错的“贵粟”论和移民实边的周密规划，桑弘羊的屯田戍边建议等，均系本期内较突出的理财思想，多为后代封建社会理财家所称颂或引为典范。

　西晋 傅玄面对着封建赋税繁重的客观事实，提出“至平”、积俭而“趣公”和“有常”的一套租税原则（《傅子·平赋役》），这是财政理论上的一个进步。西晋占田制则体现了按劳动能力实现租税负担平均的首创思想，它在北魏均田制中得到继续和发展。至于北朝苏绰(498～546)强调租税及差徭的“平均”，系指“不舍豪强而征贫弱，不纵巧而困愚拙”（《周书·苏绰传》）而言，这也是对传统的负担平均原则，作了新的解释。

　唐代　由于社会经济的日益发展，唐代实行了一些重要的财政变革，如由封建劳役负担转变为实物或货币缴纳，由强制的征发转变为和买或和雇等。杰出的理财家刘晏还在转运改革上以雇佣劳动代替强迫劳役，在盐法改革上以私商自由经营方式取代官府专卖，由此标志着理财思想上的重要转折。特别是刘晏对财政与经济的关系有较明确的认识，注意培养税源，相信“户口滋多，则赋税自广，故其理财以爱民为先”（《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六）。后来陆贽也强调征收赋税要在“家给”的基础上“敛其余财”。他提出“厚人而薄财，损上以益下”的理财原则，因为“少损者所以招大益”，“暂薄者所以成永厚”(《陆宣公奏议·均节赋税恤百姓》)，这符合封建国家的长远利益。对于租税原则，刘晏主张“因民所急而税之，则国足用”(《新唐书·食货志四》)，并在实施中力求做到“知所以取，人不怨”（《刘晏传赞》）。韩愈(768～824)则将工作器具和商通货财看成与农出粟米麻丝一样，同为租税的来源。这是对农业单一税思想的否定。另外，本时期内财务行政概念的周密化，如由封建国家统一掌管所有财政支出，颁发“长行旨条”以为各项财政收支的原则性规定(《唐六典三》)，国家财政稽核职能的独立等，也是唐代中央集权的发展在财务行政上的反映，并对后代封建财政具有不同程度的启发作用。尤其是，杨炎除坚持封建国家公赋应独立于封建君主的个人私藏外,第一次提出“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旧唐书·杨炎传》）的新财政原则。这在世界范围内也是最早的创见。他建议的两税法中所体现的简化财政手续、以货币定税额、以财产多寡确定纳税人负担能力等原则，亦属于理财思想上的发展。此外，李珏考虑到税率对价格从而对人民生活和课税品销售的经济影响，认为重税未必能增加收入，轻税未必就减少收入。李翱(772～841)则从税率高低会影响到劳动生产率的另一角度出发，得出“人皆知重敛之可以得财，而不知轻敛之得财愈多”（《平赋序》）的相似结论，都是本时期值得注意的理财思想。

　宋以后　从宋代起，有关理财问题的议论逐渐增多，但一般仍因袭先秦以来的传统论调而鲜有理论原则上的发展。最突出的是地主阶级思想家中越来越多的人顺应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对传统的讳言理财思想表示怀疑或进行批判。宋初李觏主张“贤圣之君，经济之士，必先富其国焉”（《李觏集·富国策第一》），已开其端绪。王安石则明确指出：“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王临川集·答曾公立书》)。南宋叶适的批判态度更加鲜明,甚至宣称:“古之人未有不善理财而为圣君贤臣者也”，并进一步指出“理财与聚敛异”（《水心别集·财计上》），一味搜刮并不等于理财。他还否定什一税为“中正之制”，指出后来的课税是“因其自有而遂取之”，不应该“合天下以奉一君”（《习学记言序目·周礼》），这是富于启蒙意义的。对于传统的“量入为出”原则，他也认为须首先考虑“所入”是否合理。收入如果横征敛而来，则“财既多而国愈贫”（《水心文集·上宁宗皇帝札子》）。此后，进步思想家谈论理财已蔚然成风，即使一些保守学者也不得不承认理财的重要性，只是仍较偏重于对仁义等封建道德的宣扬。

　在如何理财问题上,宋以后存在着各种不同观点宋代王安石主张理财要同整个社会生产相结合，“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王临川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郑伯谦提出理财只须考虑国家财政支出，“非理其入”，“非理天下之财”（《太平经国之书·理财》）等等。明代丘将儒家传统的理财思想作了综合阐释，强调“理财者，乃为民而理,理民之财尔”,故富国“必先理民之财，而为国理财者次之”。对于生财与理财二者的关系，则指出“有以生之而财之源生生不穷，有以理之而财之流陈陈相因”（《大学衍义补·总论理财之道上》）。

　宋以后理财思想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随着封建社会内部商品经济的发展，国家专卖和经济干涉政策倾向日益削弱。如盐、茶、酒等以往多由官府专卖或控制的事业，逐渐变为招商承办或让私商自由经营，而封建国家只收取捐税或凭证费，愈到封建后期，这种倾向愈加明显。此外，两宋以来在封建国家的财政措施中广泛采用雇佣形式，这也体现了理财思想方面较唐代后期更加显著而突出的发展和变革。

　就具体理财措施而言，宋以后在漕政、盐政和水利等问题上不断出现一些新的建议，元明以来还产生许多这方面的专家。由于封建财政愈益集中，国家的“会计”制度也日益受到重视。南宋郑伯谦建议将主管会计稽核之职与主管财务行政之职分别由不同的官司掌管，并使前者权位高于后者，以便能充分执行其“纠察钩考”的会计监督职能(《太平经国之书·会计上》)。又自北宋政府实行“凡一岁用度及郊祀大费，皆编著定式”（《宋史·食货志·会计》）,以作为财政开支的准则之后,明代丘进一步提出编造年度财政收支的周密步骤，颇类于近代国家预算的编制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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