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是从战国时期产生，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地主阶级的一层建筑，是地主阶级用来统治、镇压广大劳动人民的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制度。自产生以来，历朝都实行了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策、措施，到明清时期，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产生

原始社会末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私有制和阶级开始产生，国家也随之出现。在奴隶社会，国家形式是以王为首的奴隶主贵族政体。王是最大的奴隶主，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王同各级奴隶主依靠国家行政机构、军队、刑罚、监狱等对广大奴隶进行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

周武王灭商以后，我国历史进入封建领主制社会。西周政治制度的基本形式是以宗法制度为基础的分土封侯制。周王是最高统治者，既是中央机构的首领，又是诸侯的共主。周王以下实行分封制，形成一种压在广大劳动人民头上的“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的宝塔式的统治，并且世卿世禄。平王东迁以后，王室衰微，诸侯坐大，出现了春秋五霸迭兴。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封建领主制经济解体，封建地主制经济萌芽，战国时期各国先后进行了变法，在不同程度上削弱或基本上取消了世卿世禄和分土封侯制，逐步建立起了以职官制度为特点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在中央，国君起初称侯，战国中期以后，相继称王。车君之下，由相和将分掌政治和军事。相之下，有御史、执法、司徒、司空、廷尉、少府等官职，分掌兵刑钱谷等。地方则逐步实行郡县制，郡守、县令(长)均由国君任免。县下有乡、里等基层组织。这是一套正在形成中的以地主豪绅为基础的新的封建政治制度。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标志着封建社会的发展阶段，即封建地主制社会的开始。秦始皇以原有的制度为基础，建立起了以地主土地私有制为基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这一制度有以下几个特点：

（1）皇帝制。确定最高统治者的名号为皇帝，嬴政自称始皇帝，总揽国家大权。

（2）三公九卿制。中央设丞相、御史大夫和太尉，称为“三公”，分别帮助皇帝处理全国政事、监察百官和管理军事。“三公”之下还设有“九卿”，分别掌管各部门的政务。

（3）郡县制。郡设守、尉、监御史，郡下设县，县以下是乡、里，基层治安机构叫“亭”。郡县主要官员均由皇帝任免，必须绝对服从和执行皇帝的命令。

秦始皇（公元前259-前210）

秦朝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一个从中央到地方的统治体系，强化了地主阶级的国家机器。这种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是地主阶级用来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工具。但它也是我国古代政治制度的一个新发展，在当时及以后相当长时期内，对保卫、巩固统一，对促进封建经济、文化发展，都起过一定作用，对我国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秦以后的各个朝代，基本上都是沿袭了这套制度。清末维新志士谭嗣同慨然写道：中国两千年来之政，秦政也。何谓秦政?就是君主专制统治。这种政治，是由君主个人全权占有和控制整个国家机器，其统辖范围内的任何人物对君主都是绝对隶属和臣服的关系。

(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发展

汉高祖刘邦建汉之初，中央机构继承秦制，皇帝之下设三公九卿。在地方上则实行“郡国并行制”，即一方面设郡，另一方面分封同姓子弟为五，建立诸侯国。诸侯国后来逐渐成为割据五方的地方势力。文帝、景帝时，为消除地方势力对中央的威胁，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文帝采纳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建议，把齐国分成六个小王国，把淮南国分为三个小王国，以削弱其力量；景帝采纳晁错“削藩”的建议，削减了几个诸侯王的封区，导致了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国之乱”。“七国之乱”平定后，景帝下令取消了诸侯王的治民权，又减缩诸侯王的统治机构，降低王国官职的等级，使之成为中央直接管理的一级地方行政单位，基本上解决了刘邦实行诸侯王制度的弊病，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

汉武帝时，又采取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主要有：

(1)改革中枢体制。A.建立中朝。为削减丞相权力，由皇帝身边的较低级的亲信官吏和侍从人员组成“中朝”，形成一个宫内决策机构，也称为“内朝”。依靠内朝，削弱相权。B.设置刺史与司隶校尉。为了加强对地方的控制，汉武帝把全国划为13个州，各州设刺史一人，定期巡视所部郡国，监察各郡官吏和地方豪强的行为，保证中央政令的贯彻。在首都所在地设司隶校尉，纠察京师百官。C.《推恩令》与《附益法》。将诸侯国越分越小，不许诸侯王招结宾客，削减诸侯国的力量。D.加强法制。增补《汉律》，重用“酷吏”。

汉武帝刘彻(前156年-前87年)

(2)建立侍从军和禁卫军。西汉前期实行征兵制，中央没有长期驻守的军队。汉开帝着手组建职业兵为侍从军和禁卫军。侍从军主要有三支，就是期门、羽林和羽林孤儿。禁卫军共有八支，每支有士卒约七百人，由八个校尉率领，因称“八校尉”。

(3)改革财政。汉武帝对财政进行大规模的改革，以增加财政收入。改革有四个方面的措施：A.改革币制。禁止私人铸钱，由国家统一铸造五铢钱。B.盐铁专卖。收盐、铁、酒归官营。C.均输、平准。均输法就是国家在各地统一征购、运输贷物，以谋取利益的政策。平准法就是由国家平抑物价的政策。D.算缗、告缗。算缗就是征收财产税。还下令“告缗”，鼓励告发隐瞒财产不报者。

(4)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加强思想统治。还在长安兴办太学，培养人才，以选拔官吏。

这样，西汉的中央集权制度得到了进一步加强，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巩固。

刘秀建立东汉后，以“中兴”汉家相标榜，恢复和发展了西汉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刘秀加强中央集权是西汉武加强中央集权的继续和发展。

(1)退功臣，进文吏。刘秀给跟随他打天下的功臣以尊崇的地位，却解除了他们的实权。选用熟悉典章制度、懂得治理国家的人为官吏。

(2)虽置三公，事归台阁。削弱司徒、司空、太尉三公的权力，加强尚书台的权力。

(3)加强监察制度。恢复和加强御史台、司隶校尉、州刺史三套监察机构。

(4)集军权于中央。削弱地方军权，加强中央的军权。中央的军队有四支，在首都有两支，就是南军和北军；在地方上有两支，即黎阳营和雍营。

汉光武帝刘秀（前6年-57年）

由于士族门阀势力的膨胀，出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分裂局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中央集权制的失败。但在各割据区内，统治者也都实行了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

(三)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完善

隋的统一，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二次大统一。隋文帝即位后着手改革，维新朝政。

(1)三省六部制。在中央机构方面，建立了三省六部制。三省，就是内史省、门下省和尚书省，分别负责草拟政令、审核政令和执行政令；六部是吏部、民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分别管理官吏考核任免、户籍财政、礼仪科举、军政、刑法、工程营造等事务。六部长官都叫尚书，归尚书省管辖。

(2)州县制。地方的行政机构，改州、郡、县三级为州县两级。还加强对地方官的考核，规定九品以上的地方官由中央任免。

(3)改革府兵制。将军户编为民户，户籍改属州县管理，和一般民户一样按均田令分得土地，从事生产。从此，府兵制与均田制结合起来，由原来的兵民分离制度成为兵农全一，寓兵于农的制度。

(4)创立了科举制。隋文帝废除魏晋以来的九品中正制，地方州、县学每年推选优秀生到朝廷进行考试，根据成绩录用。隋炀帝时，设立进士科，标志着科举制度的产生。科举即分科取士，用分科考试的办法选拔官吏。影响：防止豪强地主把持政治大权，为庶族地主参政开辟了途径，扩大了地主阶级政权的政治基础。

(5)编制《开皇律》。

唐朝沿用隋制而有所改进，使得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进一步完善。

(1)中央与地方官制。在中央，主要机构为三省、六部、一台、五监、九寺。地方上仍实行州县两级制。唐太宗时，为加强对地方的控制，把全国分为十个监察区，称为道，唐玄宗时分为十五个道 。

(2)府兵制。唐朝的府兵制是寓兵于农、兵农合一的制度。府兵的基本单位叫折冲府(又称军府)，军府分别隶属于十二卫和六率。十二卫直接听命于皇帝，六率隶属于太子。军府所领的府兵叫卫士。卫士平时从事农业生产，农闲时操练，不纳租调，不服徭役，但要轮流到京城宿卫，或到边境戍守。遇到战争要自备衣粮器械，应召出征。领兵将领都是临时委派，战争结束，“兵散于府，将归于朝”。作用：有利于防止将帅专兵跋扈，40%的折冲府集中在关中一带，使朝廷拥有雄厚的军事力量，巩固了国家的统一。

唐太宗李世民(599年-649年)

(3)科举制。创始于隋的科举制，至唐朝进一步发展完善，成为选拔官吏的主要方法。唐朝的科举分常举和制举。常举每年举行考试，科目主要是明经、进士、明法、明书等。常举的应考者有两个来源，一为生徒，即由各级和类学校保送者；二为乡贡，即经过州县考试选拔的自学者。应考者主要集中在明经和进士两科。明经科主要考试儒家经义，比较容易；进士科主要考诗赋和政论，难度很大，而且又是做高官的主要途径，因之最受重视。常举初由吏部主持，后改为礼部主持，常举考中以后，只是取得了做官的资格，必须再经吏部考试(释褐试)合格，方能授官。制举是为了搜罗非常人才而临时设置的考试，不常举行。所设科目有贤良方正直言极谏、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等一百多种。一般士人和官吏都可应考，录取者优予官职或提升。科举制有利于庶族地主参政，进一步扩大了封建统治的阶级基础。

(4)法律。唐代法律形式有律、令、格、式四种。《唐律疏义》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完整的封建法典。

安史之乱后，地方割据势力日益发展，出现了五代十国的纷争局面。到后周时开始出现走向统一的趋势。周世宗柴荣进行了改革和南征北伐，为北宋统一奠定了基础。

(四)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强化

北宋的统一与秦汉、隋唐的统一不同，因为当时还有辽、西夏、吐蕃、大理等政权与之并存。为了阻止其它政权的侵扰，防止藩镇割据局面的再度出现，北宋在权、兵、钱、法等方面加强了中央集权。

(1)政治制度：在中央，由宰相掌管政事，正职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简称“同平章事”)，副职叫“参加政事”。另设枢密院掌管军事，设三司掌管财政，这样相权缩小了，标志皇权进一步提高。 在地方，推行用文官代替武将担任地方行政长官的制度；县官原由地方任命，改由朝廷委派；州官之下，另设通判，名为副职，实为互相牵制。

(2)军事制度：用“杯酒释兵权”的办法，解除了禁军将领石守信等人的兵权。把地方精兵编入禁军，地方只留些战斗力低弱的厢军。禁军由中央直接控制，屯驻京师，轮流戍守边地。又创禁军“更戍法”，使兵将互不熟悉，将不专兵，便于朝廷控制。

宋太祖赵匡胤（927年-976年）

(3)财政与法律：北宋把地方的财政权划规朝廷设置的转运使管辖。在各路设提点刑狱掌司法，凡死刑必须报中央复审核准，司法权收归中央。

影响：加强了皇权，消除了分裂割据的隐患。但对武将防范过严，官僚不断增多和军队缺乏训练，又酿成了国家积贫积弱的局面。

北宋中期，王安石以“富国强兵”为宗旨进行了变法，主要内容有“理财”和“整军”两大类。但新法遭到了大官僚、大地主的反对，变法运动最后归于失败。

元朝结束了五代以来的政权分立局面，实现了全国大统一。但元朝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为维护其大一统局面，也采取了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

(1)中央制度。中央设中书省掌行政、枢密院掌兵权、御史台掌监察。中书省和枢密院的长官后来都由皇太子兼领。另外还设宣政院掌管佛教及吐蕃事务，设通政院掌管驿站，将作院掌管式匠等。

(2)行省制度。元朝地方政府，主要设有行中书省，简称行省。今河北、山东、山西等地称为“腹里”，直属于中书省管。此外，则设有十个行省，即岭北、辽阳、河南、陕西、四川、甘肃、云南、江浙、江西、湖广。各行省的组织均仿中书省，设丞相(但例不常设)、平章政事、右丞、左丞、参知政事等，处理一省的政务，举凡民政、军政无不统领。

元朝的行省制，从政治上巩固了国家的统一，使中央集权在行政体制上得到了保证，对后世影响很大。元朝以后，行省的名称一直沿用了下来。

(五)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极端化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进一步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使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获得高度发展。

（1）行政方面，在中央，明太祖借口胡惟庸案，撤销中书省和丞相，把相权分给六部，还设殿阁大学士，备皇帝顾问。在地方，明太祖为加强对地方控制，废行省，设三司(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分管地方行政、司法、和军政。三司长官互不统属，直接对皇帝负责。影响：丞相的废除意味着皇权的进一步加强。从体制上保证了君主的绝对权威；明成祖时，形成内阁制度，中央和地方的政权完全由皇帝控制。

（2）军事方面，在中央，明太祖设五军都督府，与兵部共管兵权，相互牵制。明太祖又创立了卫所制度，各卫、所分属于各省的都指挥使，统由中央五军都督府管辖。影响：使兵部、都督府和卫所总兵将官都不能专军权，军权集中在皇帝手里。

朱元璋(公元1328--1398年)

（3）监察方面，明太祖改御史台为都察院，作为中央监察机关。都察院与中央司法机关大理寺、刑部合称“三法司”。“三法司”不能决断的案件，由皇帝裁决。为了监视官吏和镇压人民反抗，明太祖设立锦衣卫，明成祖时设立“东厂”，明朝中期又设立“西厂”，锦衣卫、东厂、西厂都是特务机构，合称“厂卫”，明朝还有一种叫“廷杖”的刑罚，即皇帝在殿廷杖责官员。影响：使国家司法权集中在皇帝手里，厂卫机构的设立是明朝君主专制空前加强的表现。

（4）学校和科举，明代学校用以培育人才，秒举用以登进人才。学校在中央称为国子监，又名国学、太学。在地方上的为府、州、县学。在科举考试方面，考试分为两级，低一级的是乡试，高一级的是会试和殿试。考试的内容是儒学的四书、五经，应考者不许发挥独立见解，文体为“八股文”。影响：八股取士束缚了知识分子的思想，加强了封建君主专制。

(5)《大明律》和《大诰》。修订法律，严刑峻法。

清朝沿袭明朝政治制度又有所改革，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进一步加强，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1)中央制度。清初仍以内阁作为政府的中央机构，但权力愈来愈小。内阁之外又设有议政王大臣会议讨论军国大事。康熙时设南书房分内阁之权。雍正时推行奏折制度，内阁之权更为削弱。雍正七年成立军机处，此后，一切机密大政均归军机处办理，成为执政的最高权力机关。但军机处无定员，形式上始终处于临时机构的地位，军机大臣的职务也没的制度上的规定，只是奉旨办事，更有利于皇帝集权。中央机构有六部分管政事，刑部和都察院、大理寺全称“三法司”，审理重大案件。另设理藩院管理少数民族事务。设内务府管理皇家事务，以大臣统领，排除了宦官对皇权的干扰。

清圣祖玄烨(1662-1722在位)

(2)地方制度。在地方上分省、道、府、县四级。省的最高官员为总督和巡抚，合称督抚大致两三省设一总督，每省设一巡抚。督抚以下各省设承宣布政使管民政、财政，设提刑按察使管司法刑狱。省下为道，道下为府，府下为县。

(3)边疆制度。在东北地区，盛京为陪都，设户、礼、兵、刑、工五部，另设奉天府，掌盛京地方之事。在盛京、吉林、黑龙江各设将军一人掌军政。在外蒙古地区，实行扎萨克制，即盟旗制度。在青海、新疆、西藏，设办事大臣。

(4)兵制。清朝的军队主要有八旗兵和绿营兵。八旗兵是清入关前原有的部队，定都北京兵，把八旗兵分成京营和驻防两大部分，各有十余万人。京营保护皇帝和拱卫京师，驻防坐镇地方。绿营兵是清兵入关后改编和新招的汉人部队。配合八旗兵驻扎北京和各省，约有六十万人。二者交叉分布，在全国构成军事控制网，既便于防御和镇压人民的反抗，又便于八旗兵监督和控制绿营兵。

(5)思想统治。清朝统治者大兴文字狱，推行文化专制主义，加强思想统治。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自建立之始，就在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中不断地发展变化。一方面，地主阶级为了加强对农民阶级的剥削和压迫，要不断地强化国家机器，改变它的统治手法，历代加强中央集权的目的首先在于此。另一方面，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也促使其强化国家机器。

从全国来说是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历代都是加强中央的权力，削弱地方的权力。体现在：（1）财政上，“利出一孔”，归于中央。即财源由中央垄断。为达到对全国财权的控制，历代封建王朝采取多种措施，一方面将农民固着在土地上，以保证农业税收的来源。如西汉编户制度：东汉及一些朝代核实全国田亩，隋唐在中央设户部，管理财政等事宜。另一方面加强对盐、铁、铜、钱币等重要资财的管理。如汉武帝时的盐铁专卖。（2）剥夺地方事权，官吏自帝出。（3）司法上，法由帝颁，律由国掌。（4）军事上，“强干弱枝”，中央宏观调配全国军队，皇帝总揽兵权（5）意识形态领域，推行文化专制主义。

从中央来说是皇帝与大臣的矛盾，加强皇帝的权力，削弱丞相的权力。秦汉的三公制度，是以丞相为首，百官隶属于皇帝，协助皇帝处理政务；西汉武帝时设置中朝，东汉刘秀时“虽置三公，事归台阁”；隋唐的三省体制，则把相权一分为三，体现皇权的加强；明太祖废中书省，罢丞相不设。永乐朝创设内阁，至清朝又设军机处，这一变化反映皇权已达顶峰。从宰相制度的变化之中，我们看到：皇帝通过对相权的分割、削弱，一步步地把各种大权集中到自己手中，从而有效地实行君主专制。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从本质上来说是地主阶级用来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工具。但在客观上对维护祖国的统一、促进经济文化的发展也起了一定作用。

元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封建制度渐趋衰落。早期的民主启蒙思想也在潜滋暗长。明后期，思想家李贽，指责儒家经典并非“万世之至论”，否定孔子是“天生圣人”。他揭露道学的虚伪。他反对歧视妇女和压抑商人。李贽是我国反封建的思想先驱。他的思想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代的要求，带有民主性的色彩。对封建君主专制进行激烈批判的要数明末清初的黄宗羲，他认为君主专制是“天下之大害”，他提倡“法治”反对“人治”，反对重农抑商，提出“工商皆本”的主张。最终推翻封建专制主义的是辛亥革命。

如何评价明武宗朱厚照呢？

明朝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那些年》

“1449年”、“土木堡” ，这两个关键词构架起了一个特殊的时空战场。在那里，发生了一场足以影响 历史 进程的战争—— 土木堡之变 。这场战争，同时也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比如，被俘的明英宗、被杀的宦官王振 （一说自杀） 、生命在战场上戛然而止的60多位明朝大臣，还有更多没有在 历史 的硝烟中留下姓名的将士……

明英宗率领20万大军出征瓦剌之前，谁都不会想到这场战争会以这样惨败的方式收场。当然，也没有人会想到这场战争将改变明朝的国运。

明朝开国以来，皇帝们多以武力稳固天下，一代又一代的武将们也凭借战功成为了朝廷的中流砥柱。然而，在土木堡一战中，一向强势的武将勋贵集团却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明英宗的亲征大军在出发后一直都没有和瓦剌主力在战场上直面作战。大军抵达大同后，听说了前线明军大败的消息，指挥者王振认为不应和瓦剌直接对抗，所以极力劝说英宗率师回京。回军途中，因为王振的指挥混乱，明军还是被一路追击的瓦剌军队赶上了，情急之下只得仓促应战。

王振先派出一队人马阻击瓦剌。很快，这队人马在也先的凌厉攻势下全军覆没。

紧接着，王振又派成国公朱勇出征。这位朱勇可是来头不小。永乐初年，朱勇因为父亲的恩荫得以承袭成国公。虽然开始有“拼爹”之嫌，但是他很快用战功证明了自己的能力。永乐年间，朱勇跟随明成祖北征蒙古；宣宗时，他追随刚刚登基的朱瞻基成功平定汉王朱高煦的叛乱……朱勇还常常到边境巡视，很有斗争经验，在以往和蒙古军队的交战中也颇有胜绩。

这一次，瓦剌主力追来，朱勇领命殿后，带领的是四万精锐，其中还有相当力量的骑兵。凭实力，朱勇本无惧和也先一战。然而，他却在这场意义重大的战斗中“失手”了。

明军进发到鹞儿岭时，监军刘僧在没有探明敌方虚实、没有弄清楚地形、明军也没有摆开军阵之时，就指挥军队贸然前进。朱勇因为担心刘僧出岔子，仓促率军跟进，结果中了瓦剌的埋伏。激战之后，明军大败，朱勇战死。

让人扼腕叹息的还有 英国公张辅 。张辅堪称明军中战神级的人物，他一生叱咤疆场近半个世纪。跟随英宗出征时，张辅已经是古稀之年。虽然无论在朝廷中还是在军中，张辅都很有威望。但是，这次出征过程中他却迫于王振的压制，始终 “默默不敢言” ，根本无法施展军事才能。最后，这位赢了大半辈子的老将战死在乱军之中。

军中名将的陨落，在战场上对明军的士气是极大的打击。而经此一役，明朝廷中武将的整体力量也一蹶不振。

在这场战争中，明朝的文臣同样损失惨重。因为明英宗决定出征的时候，带走了朝廷大臣的半壁江山，其中不乏尚书、内阁首辅这样的高级官员。

随行的户部尚书 王佐 是永乐年间的举人，永乐、宣德年间他都在户部任职。正统年间，他逐步晋升为户部尚书。王佐办事能力极强，精通理财之道，所以无论是督理军饷、管理盐税还是整顿纲纪，他都有可圈可点的政绩。尤其在战事频繁、耗费巨大的时期，全凭他的精打细算和合理调度，才保证了国库收支的平衡。

兵部尚书 邝埜 是永乐年间的进士，正统十年 （1445） 晋升为兵部尚书。在军务问题上，他很有先见之明。当时明朝的边疆不安宁，邝埜便请求朝廷广泛选拔智勇双全的良将，以备不时之需；意识到瓦剌也先的势力逐渐坐大，他上奏朝廷增加边防兵力，加强巡视，提前做好防备；他还请求废止京城士兵修建城池的劳役，让他们集中精力应付紧急情况。　

还有内阁的新生代首辅 曹鼐 。他是宣德年间的状元。正统年间，他经由杨荣、杨士奇的推荐，进入文渊阁任职，参与机要事务。在三杨相继因年老退出朝政后，文渊阁就基本上交由他来掌舵了。

可以看到，这些大臣中大都经历了永乐盛世和仁宣之治，是一批有才学、有经验、正当年的股肱之臣。而且在正统年间，他们的职业生涯都处于巅峰期，在朝廷中说话很有分量。

但是，在整个亲征的过程中，他们对明英宗的建议和劝说却总是以碰壁告终。

出征之前，朝中大臣就对皇帝亲征有异议。邝埜曾上疏说：“也先入侵，一个边将就足以制服他们。陛下作为一国之主，怎能不珍重自己。”然而英宗根本不听。

在行军途中，大臣们仍然努力劝说英宗回銮。王振知道后大怒，竟然惩罚邝埜、王佐两位尚书随大营行军。在行军途中，邝埜坠马受了重伤，有人劝他留在怀来城治病。邝埜却说：“皇帝仍在行军途中，我哪里敢托病不跟随呢？” 曹鼐认为皇帝关系到天下安危，因此大军不应该再轻率前进，然而他的上书也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哪怕到了最紧要的关头，瓦剌追兵将至。为了安全，邝埜反对大军驻扎在土木堡，却还是被王振反驳了回去：“迂腐的儒生怎么懂得用兵之事？再说者处死！” 邝埜力争说：“我为国家百姓说话，害怕什么？”说完他却被王振叱令左右拖了出去。

从始至终，这些朝廷重臣的合理建议都没有被明英宗采纳。从这个角度看，土木堡之变的失败也实在难以避免。只是可惜了这些大臣，最终葬身在了土木堡。明朝的领导班子也因此塌了一半。

除了文臣武将之外，明朝的精锐部队也受到了重创。

明英宗出征时，紧急召集起来的主要是京军二十万人 （号称五十万） 。这些京军平日的任务就是 “内卫京师，外备征战” ，都是从各处选拔出来的精兵良将。而且，其中还包括了三大营的将士。这三大营 （五军营、三千营与神机营） 可不容小觑，据说是明军中最精锐的野战部队，始建于明成祖时。三大营战术先进、还装备了火炮等热兵器，战斗力十分强悍。反观来势汹汹的瓦剌，据说事实上的精锐部队是2万多人。因此，无论是比拼军队的体量，还是军队的素质，明军和瓦剌作战都不至于惨败。

怎奈明军仓促出战，一方面战备不足、后勤不继，另一方面在明英宗和王振的混乱指挥下失误重重。再加上前面几场交战中，明军次次惨败、节节败退，让明军军心极为不稳。以至于最后在土木堡决战时，明军“竟无一人解甲与斗，俱解甲去衣以待死”，基本上都是坐以待毙的状态。

当初，明英宗率领军队亲征瓦剌时，既有百官相随，又有数十万的精锐护驾。然而，这一仗打下来，明朝赔了皇帝又折兵，大军去的时候是浩浩荡荡的阵仗，归来时人员已经零零散散不成建制。最重要的是，文臣武将、守卫军队的大量减员让明朝元气大伤，几乎陷入了无人可用、无兵可战的境地。

所以，这也给了也先集结兵力直击北京城的机会。虽然大明王朝在于谦的指挥下奋力度过了生死危机，但是被伤了元气的大明从此走上了下坡路。

关于左宗堂的一些问题

《明史》作者对于明武宗的评价先扬后抑，准确的说，“抑”的着墨更多，末尾还不忘憧憬着对其所做出“承孝宗之遗泽”的假设，可以看作是对明武宗看法两极分化的稍微综合。或许明武宗没有那么好，也不至于那么糟，原因有四:

决断能力——手除逆瑾

“一阴一阳之谓道”，讲的是事物并非黑白分明，一成不变，性质相反的事物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即是说不是所有宦官都是奸臣，要不是宪宗皇帝身边的太监张敏深明大义，偷偷保护孝宗(武宗父亲)免受万贵妃的摧残，后面也就没武宗什么事了。

继位后的武宗之所以重用宦官，是因为其父亲一朝和文官集团合作，文官很大程度主导了国家大事的方向；而武宗天生早慧又博识，并不愿意被文官当枪使。这也可能导致了武宗在史书上得不到“五星好评”，故其选择了宦官集团作为左右手。富有野心的刘瑾以王振为偶像，靠着善于表演杂技，迅速上位，成为司礼监掌印太监.

但一切都在掌控之中，在张永弹劾刘瑾谋反罪名后，武宗立即查明真相并对刘瑾处以极刑，丝毫不手软，具有很强的决断力。处置钱宁也一样。所以讲重用宦官只是权宜之计，武宗并没有令局势失控，一切都在掌控之中。

军事才能——躬御边寇

历朝历代的君主趋势发展大多：由“马上得天下”过渡到“下马治天下”，直观体现在明仁宗以后的皇帝，逐渐由偏向“武功”变成偏向“文治”。但武宗皇帝是个例外。

《明史·武宗本纪》：性聪颖，好骑射。或许是非常仰慕太祖、太宗建立的开疆扩土，武宗也梦想着建立军功。为此，不仅亲自参加操练江彬的边防军，还自封“镇国公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命兵部存档，户部发饷，以表明自己是明朝“正式编制”的军官。

在1517年，鞑靼小王子率兵5万来袭，从榆林（陕西北部）入侵，驻扎玉树（今青海省境内），掠应州（山西北部）。 武宗首先任命将帅指挥“三千营”与“神机营”防守京城。前者是首都骑兵主力，后者是使用热兵器的特种部队。其次采取“围点打援”，车轮战破解了小王子的围剿，还身先士卒，冒着箭雨督战，斩杀敌人一名，史称“应州大捷”。尽管史书对此次战果的有颇多争议，但就效果而言，比起其“土木堡之变”中，亲率20万精锐，被俘的曾祖明英宗，是强了许多。

理财能手——增加税收

自明朝开国以来，江南地区赋税过重。武宗在1513年推动赋税改革，使得江南百姓税负减轻，两年便还清了中央政府的赋税欠款；此外，武宗还改革市舶司，1518年，如下令将广东市舶司迁至电白县（茂名市所辖），增强市舶司收税职能，扩宽税收来源，实际上是解除海禁，使得政府财政有了很大的好转。

多才多艺——语言天赋

《李朝实录》：（武宗）皇帝凡出游时，如鞑靼、回回、佛郎机、占城、刺麻等国之使，各择二三人，使之肩从，或习其语言，或观其技艺焉。”

武宗喜好宗教，长与西域法师研习佛法，故精通梵语，能读藏（番）文、梵文的佛经。不仅给自己封了“大庆法王西觉道圆明自在大定丰盛佛”，为此煞有介事令礼部铸造金印。还取了伊斯兰名字，叫做“妙吉·敖兰”，意为“真主的荣耀”。还与各国使者学习语言，其中包括葡萄牙语。朱厚照曾亲自接见的葡萄牙使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会说西欧语言的皇帝。

明朝在很多地方优于清朝，如军事和科技达到中国的顶峰，文化与经济强于清朝。但是为什么总有人说不如清。

左宗棠兴办洋务，收复新疆，为国家和人民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历史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

19世纪中叶，资本主义列强在世界范围内争夺殖民地的斗争加剧，英俄两国在中亚地区的角逐激化，对中国西部边疆安全构成直接威胁。1865年(清同治四年)，中亚浩罕汗国(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军事头目阿古柏在英国支持下，率兵侵入南疆，建立"哲德莎尔"伪政权，进而占领天山南北广大地区，实行殖民统治。清政府忙于镇压内地人民起义，无暇西顾。1871年，俄国又乘机出兵占领时为新疆军政中心的伊犁地区，加紧与英国争夺中国西北边陲。

正当清政府陆续派兵出关，准备收复新疆之际，日本侵犯台湾，东南沿海防务吃紧，于是在清政府内部出现了一场塞防与海防的争论。当时同治帝（清穆宗载淳）刚死，光绪（清德宗载淳）新立，西太后那拉氏临朝称制，因此，清政府在收复新疆问题上一度犹豫不定，难以决策。

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主张放弃塞防（也就是放弃新疆），专重东南沿海的防御。他声称“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要求把用兵新疆的费用移作海防之饷。

陕甘总督左宗棠则主张塞防与海防不可偏废。他认为“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而当务之急则是立即出兵收复新疆。“若此时即拟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不独陇右堪虞，即北路科布多（今蒙古吉尔格朗图）、乌里雅苏台（今蒙古扎布哈朗特）等处，恐亦未能晏然。是停兵节饷，于海防未必有益，于边塞则大有所妨”。左宗棠在国家领土完整遭到严重危害的关头，他主张抵抗英俄侵略，收复新疆，是符合中华民族利益和新疆各族人民愿望的。清廷在全国舆论要求抵御英俄及其走狗阿古柏的侵略的压力下，采纳了左宗棠等人的爱国主张，于1875年（光绪元年）4月正式作出了收复新疆的决定。5月3日，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以金顺为乌鲁木齐都统，仍帮办新疆军务。同时，撤销了景廉和袁保恒在新疆的任职，调回北京，从而使左宗棠掌握了收复新疆的最高指挥权。

1876～1878年间左宗棠指挥清军驱逐侵占新疆的阿古柏侵略军，取得了维护祖国领土完整战争的胜利。

1629（崇祯二年），崇祯皇帝亲笔批准了徐光启提出的宏大的修历计划，并且要求他“广集众长，虚心采听，西洋方法不妨兼收，各家不同看法务求综合。”

徐光启奉崇祯皇帝旨，在钦天监开设西局，又于1629年-1634由徐光启，李之藻，李天经，先后以以西法督修历法。其间任用汤若望（德），罗雅谷（意），龙华民（意），邓玉函（德）等修成《崇祯历书》共46种137卷。

《崇祯历书》并非如某些人顾名思义想象的那样，仅仅是一部历书。更确切的说，这是一部在崇祯皇帝为首的明朝政府支持下修纂的一部引进西方数学天文知识的大型丛书。

在徐光启“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这个思想原则指导下，明朝政府开始了对西方的数学工程等书籍进行有意识有目标的大规模翻译。在徐光启看来，这些工作已经并非仅仅是为了修历本身，他说“事竣历成，要求大备，一义一法，必深言其所以然之故，从流溯源，因枝达本，兼能为万务之根本”

说的很明确，最后的目标是能成为万务之根本。

《崇祯历书》正是按照这样的目标来编写的，它被分成了基本五目。

第一，法原，这是基本理论，包括数学，天文，宇宙观等各方面的基本理论

第二，法数，这是天文学、数学用表

第三，法算，天文学计算所必须的数学知识，主要是球面三角学和几何学

第四，法器，天文测量仪器和计算工具

第五，会通，中国的传统方法和西法的度量单位的各种换算表。

正是为了实现“一义一法，必深言其所以然之故，从流溯源，因枝达本”，作为基础理论部分的“法原”，占据了最主要最核心的部分，共有40余卷，占全丛书的1/3。这在中国历代修历法中是绝无仅有的

崇祯历书采用了西方第谷天体运动体系和几何学的计算系统，引入地球的概念，以及地理经纬度，引入球面三角形，区分冬至点和日行最速点，引入蒙气差校正，采用黄道圈为基本大圆的黄道坐标系统，采用欧洲通行的度量单位

在崇祯历书中《大测》、《测量全义》、《割圆八线表》、《八线表》、《南北高弧表》、《高弧表》引入球面三角学和平面三角学，《比例规解》《筹算》引入两种计算工具，和过去徐光启、李之藻等人翻译的《几何原本》《同文算指》《圆容较义》已经把西方数学中几何，算术，计算工具等基本内容系统传入了中国，而且这些工作中一大部分是在官方有意识的组织下进行的。

《崇祯历书》所达到的成就，在当时的世界上，也是最先进的。过去常常有一种说法，说《崇祯历书》仅仅引入了第谷体系，而没有引入当时最先进的哥白尼体系，其实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明朝政府所组织编写的这部《崇祯历书》是真正做到了崇祯皇帝所说的“西洋方法不妨兼收，各家不同看法务求综合。”

江晓原把《崇祯历书》称为是当时西方天文学的百科全书

《崇祯历书》里面大量引用了哥白尼《天体运行论》中的章节，还引用了很多图。所以《崇祯历书》对哥白尼学说应该说没有偏见。”

徐光启在崇祯二年（1629年）七月二十六日，给崇祯皇帝上奏折《条议历法修正岁差疏》，论述了“数学和其他科学的关系，数学在生产实践中作用”，他是把数学作为其他一切自然科学和工程学的基础来看待，这比马克思恩格斯论述数学在自然科学中的作用早了几百年。徐光启列出了十条（转引自《徐光启研究论文集》第40页）

第一，数学是天文学，气象学的基础。“利用数学可以计算日月无星的运行，从而推测晴雨水旱”

第二，数学是机械工程学的基础，“精于度数，能造作机器，力小任重”，制作各种机械，“以供民用，以利民生”

第三，数学是测绘学的基础，“天下舆地，其南北东西，纵横相距，纡直广袤，山海原野，高深广远”，都可以用数学方法测绘，“道里尺寸，悉无谬误”

第四，军事学：数学可以用于“兵家营阵器械及筑治城台等”，“精于其法，有裨边计”

第五，建筑学：“营建屋宇桥梁等，明于度数者力省功倍，且经度坚固，千万年不圮不坏”

第六，财政、会计学：数学对“官司计会”，颇有用处，“理财之臣，尤所急需”

第七，水利学：用数学，“度数既明，可以测量水地。一切疏浚河渠，筑治堤岸，灌溉田亩，动无失策，有益民事。”

第八，医药学：使用数学，“因而药石针砭，不至误差，大为生民利益”

第九，音律学：“明于度数，即能考正音律，制造器具（乐器）。”

第十，计时：掌握了数学力学原理，可以“造作钟漏，以知时刻分秒”，“使人人能更分更漏，以率作兴事，屡省考成”

明亡以后，曾参与编写《崇祯历书》的西方传教士汤若望无耻的把《崇祯历书》剽窃据为已有，改名《西洋新法历书》，献给了他的满清主子，可惜此人在满清统治下也并未得到善终，1664-1669历狱中被控以各种罪名，差点被凌迟处死，在监狱里饱受折磨摧残，最后虽然放出，但也终于在1666年因为经不起折腾而一命呜呼。

徐光启关于历法，关于科学的宏大规划，长远设想在满清的统治下自然全盘落空。所谓的“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 ，连翻译都寥落的情况，会通超胜更无从谈起，在满清统治下的，将近两百年的时间里“钦天监”这个职位全部由西方传教士担任。实际上清廷把《崇祯历书》剽窃以后，采用的也是删节本，《崇祯历书》原书几乎失传，能让现在的人看到全貌已经算是相当侥幸的事情了。徐光启所设想的不断根据科学的进步，理论的发展来修改《崇祯历书》，以便更精确，更严密，在满清的愚昧统治下，自然也不可能成为现实.

《崇祯历书》在1634年的时候，跟欧洲的天文学差距很小。但是编完之后，200多年几乎不变。后来清朝修订过几次，补充过零星的欧洲天文学知识，但是实际上我们完全脱离了欧洲天文学的进程。接着200年，我们几乎原地不动，而欧洲这200年天文学发展如火如荼。《崇祯历书》曾经有一个机会能够让我们跟国际接轨，但是因为我们对待科学的态度，最终中国仍然失去了这个机会。我们一度跟国际接轨但很快又脱轨，最终等到鸦片战争结束，西方文学第二次大举进入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几乎不认识它了，因为我们落后了它200年。

当时西方传教士南怀仁看见满清统治下，科学技术在中国残败没落，甚至过去明朝已经取得的成果都丧失掉，实在看不下眼去，于是他把过去明朝翻译编写的大量科技著作加以汇编整理，并略微补充了一些他自己的翻译和著作，编成《穷理学》，想呈现给康熙，并加以刊行流传。

然而他，却真的是热脸贴了冷屁股，碰了一个大钉子！愚昧到极点的康熙，也确实呢看了或者说翻了这部书，然后怎么样呢？他就把书很轻松很仁慈地发还给了南怀仁！

在《康熙起居注》中有这样的记载：“

上曰：‘此书内文辞甚悖谬不通’。

明珠等奏曰：‘其所云人之知识记忆皆系于头脑等语，于理实为舛谬。’

上曰：‘部复本不必发还南怀仁，所撰书著发还。’

”

就这样，《穷理学》这套完整汇集了西方科技译著的丛书，就因为康熙的愚昧，没有被刊刻，不仅没有刊刻，而且也没有能完整保存下来，只剩下残本，而残本中一大部分都是1627年明代李之藻和耶酥会士傅泛际开始合作翻译的《名理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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