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首先您指的应该还是西医，特别是以国外为主，并不是说国内医学不行或者中医不行，国内的科研环境，大家都懂，不然为啥么诺贝尔奖中国人那么少，国内专家抄袭科研文章成风都能上国际新闻，原创对国内人是个坎。

2、在国外，医学技术或药物的创新需要经历很长的实验、临床试验和严格的考证阶段，所以研发成本非常高昂，周期也较长，医疗行业是个回报周期很长的行业，导致没有足够资本实力的公司或者喜欢赚快钱的公司一般不会涉入，人力资源和技术主要集中在美敦力、强生、碧迪、辉瑞等等一些医疗寡头手中，每投入一个新的研发项目都非常谨慎。

3、除了欧美国家，发展中国家太多，新技术的推广需要经历很长的时间，包括临床医疗人员的培训，举个例子，中国的每一项新医疗技术的开始大部分晚于欧美等发达国家，首先，新技术入国内一般是欧美大公司或大医院到中国做推广，必须经过中国有关部门或医疗机构的审批，这一段流程时间就够呛；然后等国内医生理解接受又需要一段时间；国内医生再去国外学习先进技术到回国内熟练操作又需要不断的临床实践历练，才能完全掌握。最后到病人普遍接受又需要时间。

4、新技术的临床使用，刚开始一般费用较高，比如最近火起的手术机器人技术，外科的达芬奇机器人微创手术比普通腔镜手术平均贵几千元，因为上千万的达芬奇机器人设备费用和医疗人员技术培训成本需要转嫁的患者身上，医院财政补贴有限自负盈亏，导致医疗费用居高不下。

我国医疗服务体系的建设存在不充分不平衡的问题主要包括

健康医疗大数据的安全与应用

医疗健康大数据是覆盖自然人的全生命周期，既包括个人健康，又涉及医药服务、疾病防控、健康保障和食品安全、养生保健等多方面数据的汇聚和聚合。

简单讲就是涉及到健康的、医疗的跟个人相关的数据的合集，不仅在医院，在互联网，在企业、医院都存在。

同时会议上也提到要利用健康医疗大数据，创新业态，创新应用，促进医疗行业发展。

利用健康医疗大数据，不仅对改进健康医疗服务模式，而且对经济社会发展都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是国家重要的基础性战略资源。

健康医疗数据从哪来？

我们可以大致分为五方面。

第一来自诊疗数据：

患者在医疗机构、体检机构等就医过程中产生并由信息系统记录的数据；

包括电子病历、检验检查、基因测序、用药、医学影像等；

第二来自研究数据：药品或器械研究机构，由研究机构录入或采集的个人健康数据，比如临床试验、生物样本库等；

第三是个人数据：个人在医疗机构外自行记录的健康数据，比如可穿戴设备采集的心率、脉搏、睡眠等数据；互联网行为记录的检索、问诊、查询、病患交流数据等；

第四是结算数据： 由商业保险公司、医保机构、物价管理机关存储的报销和流通数据；最后是公共医学：由临床指南、医疗健康期刊、医学文献，循证医学数据资源库等组成。这就是医疗大数据的来源。

健康医疗数据核心在医疗机构

因为医院的数据是真实的疾病数据，其他的社会药品采买数据等等跟真正核心医疗健康的核心还有些距离。

而在医院包括护理记录、电子病历、用药信息、疾病诊断等等，这些数据综合一个特点就是敏感度非常高。

第二就是真实，为什么真实？看病有医嘱、处方、病案等，这些医疗文书是可以作为法律证据的。

同时质量比较高，在医疗信息化20年时间的不断积累和持续改进，数据的完整度和质量也在不断地提高。

行业要求

医疗健康大数据据作为新生事物，在行业标准和行业规范上尚有欠缺。直至近一年，国家卫计委陆续出台的全国医院信息化"功能指引"和"建设标准和规范"，其中提到大数据平台，就是希望医院须要建设大数据平台，执行国家十三五规划中大数据战略落地的内容和时间计划，要求三甲医院最终要建设面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服务架构，高效高质组织数据资源，形成数据生产力。

行业现状

健康大医疗数据共享及应用不易。

针对于医院来说：客观存在"不敢、不愿、不会"三种形态。

不敢，因为数据共享、数据安全这些问题没有解决，所以不敢去做。

没有规定，或者不太明确，不敢做。不愿，因为医院权益、政府权益、社会权益，不清楚。还有医院内部科室的数据担心被拿走，不愿意。

不会，因为大数据必须要有大数据的技术支撑，没有技术支撑就没法儿对数据进行挖掘和利用，同样在数据共享开放过程中，技术、标准、机制、体制突破仍存在较大的障碍，造成各部门在推动过程当中不会做，这些现状造成了「不会」现象。

这些都是现状，但核心是数据安全和无法做到安全可控，让医院放心。

安全和隐私保护

数据安全挑战

数据安全没有解决，能不能用？怎么建立安全体系？

首先医院安全受到不断的挑战。

我在昨天看到一个新闻，我不知道大家看到没看到，就是新加坡的某医院集团，其医院数据被黑，包括他们总理在内的就诊数据都在里面，非常敏感。

黑客拿走了。

为什么大家盯到了医院？说明黑客对医疗数据还是感兴趣的。

比如勒索数据，过去病毒很少到医院，但去年勒索病毒刚爆发时就是针对医院，英国到中国都有中招，但是中国医院被曝光的很少。所以说安全形势比较严峻。

医院安全管理

第一是物理安全

医院的网络物理网是分内部网：挂号、结算、收费。一个是外网办公网，再往外才是英特网。

整个物理是隔离的，而且网络也是隔离的。

第二数据安全，主要是指医疗内部数据，数据保护采用了加密、数据库审计、防篡改等技术。

第三是网络安全，从网络角度讲，国家卫计委提出2015年全部三甲医院要建立信息安全三级等级保护，逐步实现了基本的安全。

第四隐私安全，这是新的命题，因为我们数据在内部用的话是不去隐私的明文。

那些是隐私数据？

国内还没明确法律规定细则。

我们可借鉴美国HIPPA法案，其明确规定了个人姓名、社保号、车牌号等18项隐私数据，或者说只要能指向患者个体的都算隐私。

那么数据如何去隐私？

现在通用的还是基本加密技术。

医院内部不需要加密，所谓外部就是科研研究、药物研究时需要大量统计分析时需要加密，我们现在用的是MD5加密等机密技术，有可逆的和不可逆的。

健康大数据应用

在安全前提下要放开应用。

借用国家卫计委规划信息司领导所言"一分部署、九分落地"。健康医疗大数据也需要一分建设，九分要应用。从产业应用现状看，公司多，投资多，期望大，产出还未确定。

从应用方向上，我们可以分为：临床决策支持(AI),医保控费和险种开发，医院管理，医疗器械和新药研发，慢病和健康管理等多个方向。

谈谈你对医疗现状的看法

我国医疗服务体系的建设存在不充分不平衡的问题主要包括：地区之间的卫生投入和健康水平差异比较大城乡之间的卫生投入和健康水平差异比较大因病贫困问题。

拓展知识：

公共卫生治理旨在捍卫人类健康，重点是防范和应对各种潜在的、严重危害民众健康或具有强毁伤力的公共卫生威胁，如传染病、空气污染和核生化事件等。

这不仅要求我们在国内疫情防控形势利好的情况下继续坚持谨慎对待、科学防控，预防可能出现的疫情反复；更要深刻反思公共卫生治理的短板、瓶颈和痛点在哪里，进而有序推进公共卫生治理现代化的进程，整体提升我国公共卫生治理能力。

在公共卫生组织机构、体制机制的完善过程中，我们应遵循公共卫生服务的特殊性和规律性，避免各种可能的认识误区，同时也要借鉴国外的经验教训。

1.找准短板在哪

痛未定，亦应思痛。作为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不确定性和强破坏性，我们必须建立健全国家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反思此次疫情，笔者认为当前我国公共卫生治理体系的短板主要表现在：

一是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突出。本次疫情初期出现“防控—治疗”分离，主要原因在于医疗服务体系与公共卫生体系的分工协作机制不完善、联通共享环节欠缺。

另外，公共卫生和疾病预防控制体系能力建设不充分的问题亦突出，这主要是因为政策制定者和民众中存在“重治疗、轻预防”的误区，忽视了疾病预防。

正是因为经费投入、资源配置、体系建设激励机制的“重医轻卫”和不平衡，造成公共卫生与疾病预防控制人才大量流失，进而导致“医疗”和“卫生”两大体系之间出现一定的裂痕。

二是医疗服务体系组织不平衡与应急服务提供能力不充分问题并存。

一方面，医疗服务体系组织不平衡，分级诊疗和家庭医生制度尚在起步阶段。

另一方面，医疗机构应急服务提供能力不充分。因此，疫情发展过程中医疗机构分区诊疗、全面隔离确诊与疑似病例、有效切断传播途径的举措显得力不从心。

现有综合医院、中医院感染病区专业设施与能力建设,尚不能在突发大规模传染病疫情时快速改造成“平战结合”的感染病房。

三是分工协作和运行机制不健全。目前，我国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基础研究的分工协作和运行机制不健全，存在“预防—临床—基础研究”分离的问题。

各级疾控部门、科研单位与医疗机构间信息共享不畅、相互联动不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出现后，难以形成反应及时、信息透明共享、统一部署、职责分工明确的共同应对机制。

四是药物器械应急保障体系不充分。总体来看，我国针对传染病的药物和疫苗研发体系建设，以及能力建设、资金投入和人才储备等方面还较为滞后。

五是医疗保障体系的应然作用的即时性有待发挥。对于此次疫情中的患病人群，以往医疗保障服务的相关条款对其快速就诊存在一定限制，这就需要医疗保障部门针对疫情进展及时调整医保目录、支付方式等内容。

六是公共卫生法律体系有待完善。

我国虽然陆续颁布了《传染病防治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等法律法规，但法律只规定了什么情形下构成特别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一级响应的启动与终止程序，对于二级、三级、四级应急响应的具体适用情形未做明确规定。

同时，对个人和公共部门的补偿规定并不完善。

一、医疗体制积弊太多。中国现行的医疗体制，早在新中国建立之初，毛泽东就批评过，认为是老爷卫生部。那时医疗条件差，却还没有高昂的医疗费之忧。社会保障不足，医院公益性质与市场性质不分，导致医疗费高涨，多轨制的不平等医疗待遇，导致低医保群体对医疗体制的不满。医院为了生存，医生的精力大部分用在了创收之上，医院承包核算、科室分包核算，个人分解指标完成，医务人员还有多少心思用在技术业务上，用在服务关心病患者上？

什么样的体制规范什么样的行为，体制再有问题，总要面对病患者，总要有人面对病患者，面对病患者的不是卫生局长是医生。是医生就要面对病患者，这是要正视的现实问题，回避不了的。体制的固疾，使得看病难，看病贵，服务差，病人自然不满，一旦出现医疗失误，矛盾将激化，又没有有效的调解裁决体系，导致中国特有的医患血案。

在医疗服务关系中，在医患矛盾博弈中，医院绝对是强者，病人患者是弱者。医患矛盾出现后，在靠行政方式或靠法律手段解决矛盾纠纷无望时，过激行为就会出现。既然没人管，就只有靠自己，靠自己的实力，发泄不满情绪。发生这样的事情，双方都是受害者。

二、医院服务意识缺乏。患者就医看医生，挂号起就要不断的排队，健康人都受不了，何况病人。哈医大一院事件的行凶者两次到该医院没有结果，认为医生不给他看病，随即心生不满。一老一少，两个病人（患者爷爷患有癌症），一天三次进出两家医院大门，其状不惨吗？

许多时候，看一次病，在医院被折腾一天还没有结果，各种检查让你头昏脑胀。碰到看急诊，折腾一晚上，睡没个睡处，坐没个坐处，那难受劲，想想都知道。

网络上有帖称，某往友和老公带宝宝深夜看病，一次是因为拉肚子，一次是因为发烧，每次在医院被折腾一晚上还找不到病因，且每次都被要求做全身检查包括CT，“当时老公就差点和医生打起来”。而宝宝发烧在美国看急诊时，只配了退烧药验了口水。

医院之间互相封闭，检查结果相互排斥。重复检查，重复治疗，病人无奈。

医院的“三率”：治愈率、周转率、死亡率本是考核医院的行政指标，却被用来做为对付病患者的的手段，住院治疗20天30天，重新办理出入院手续，随之又是一连串的检查。还有就是拒绝推诿收治。

保定医院是因执行“医保费总额预付制”，医保资金超额须由医院自贴，职工医保患者住院被拒收，要住就自费。

住院治疗，许许多多应由医院护士护理的工作，都转由病人亲属或由病患者请来的护理工人代行，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这些项目的收费每天出现在帐单上。

三、医疗水平被片面夸大。宣传中过分夸大医疗的作用，对治疗的过度期望导致失望与过度治疗的后悔从而产生不满。老实说，目前医疗技术可以延缓人的生命，并不能还你健康。走着近进来，抬着出去的众多事例，让病患者亲属不堪回首。

医疗行为不都是全能的，有事实表明，治愈药物治疗只占1/3，手术治疗占1/3，自愈占1/3，在治疗过程中，许多患着有某种心理依赖，比如药物依赖，吃过药，即使是“假”药，无效的药，病也会很快好起来；医生依赖，看过医生，相信医生，病也会很快好起来，医生的话对这些病人至关重要，经常使用“善意的谎言”也是出于治病的目的。这一点，医生们比患者们更清楚。

人体是有生命的有机体，一些损伤下可以自我修复，有些疾病可以自我治愈。不像无机体的机械设备零部件，一旦坏了，你不修理更换，它永远是坏的。

四、社会转型带来的功利心理泛滥。这不仅仅是医疗行业，各行各业普遍存在敬业精神丧失，工作态度冷漠，麻木不仁，急功近利，好大喜功！不讲服务，只讲收益的现象，追求现实利益。我们的医生，还有我们的公务员、我们的商人、我们的工程师、我们的教授，那一个行业不如此？只是医护人员人员要更特殊一些，矛盾的双方是面对面的，一对一的。

而对于患者来说，医生态度差，语言生硬，加上医生收红包、开高价药成了公开的“潜规则”，使患方容易产生不信任感，一旦在诊疗过程中有不如意的地方，就有可能发生医疗纠纷。再加上有些医疗机构服务确实存在缺陷，医疗水平不高，操作不规范等，也经常造成严重后果。此外，医患沟通不畅，医方不尊重患方的知情权、选择权，也是导致医疗纠纷的重要原因。医生也有委屈，每天面对像自由市场一样噪杂的医院，有那来的好心情。

五、传统人情味的颠覆。病患者就医上门应是客的感觉全无。有的只是“求”，没有好处不办事，门难进，脸难看，病难治，医院里充斥着衙门的作风。高额的医疗费，低劣的服务态度，没有押金治不了病，押金不够就停药。医生忙，病患者就不忙？全社会都在忙，就是忙不出来一个高一点的效率。

除了医疗行业，各种服务业都可以优惠，讨价还价，可你敢和医院、医药公司谈价钱吗？而在这背后医院和药商、医生和药贩却是在大搞“市场经济”。

过去有坐诊、出诊之说。医生上门，病家都待如上宾，病人看医生也会受到尊重。现在，时代不同了，自然没有出诊上门之说，连词语都变化了，不叫大夫叫医生，不叫看医生叫看病。

山寨产品在中国社会热销，医疗行业也不能免俗，假药、假治疗并不少见，看看医药单有多少凭空列出的检查、医疗、用药项目？

六、医患矛盾得不到有效疏解。江西九江市湖口县60岁的董水金，2008年其31岁的儿子董林波因为一起医疗事故成了“植物人”。2009年5月，他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追究当事医院县中医院与九江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医疗事故责任。最先的九江市医学会的鉴定结果为，相关医院的行为“不构成医疗事故”。后江西省医学会的结论是该病例属于一级乙等医疗事故，但医方承担次要责任。最后，中华医学会鉴定认定此事故为一级乙等医疗事故，两家医院应当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董水金从2008年7月董林波遭遇事故，到2010年8月判决，其间经过了两年多的纠葛。后医院又提起上诉，过程艰辛而复杂。

事实上，相当比例的医疗事故纠纷后面，当事人都有类似的遭遇。医疗事故鉴定机构的公信力缺失，是医患关系紧张的重要原因。医鉴的利益结合体，使得医患关系经常由普通矛盾走向深化乃至极端。

医方和患者在地位上并不对等，医学会的鉴定专家都是从各个医院的成员，医疗系统鉴定倾向性可想而知。这一方面确实引发了许多鉴定上的明显不公。另一方面结果不利患者，也会自然地怀疑鉴定公正性。因而只要鉴定机构与其成员不能做到第三方中立，这种公信力就很难确立起来，屁股决定脑袋。

医疗纠纷以及事故认定的专业性较强，法官也难独立判决，只能依赖于医疗鉴定。医疗鉴定结果不权威，法院判决也难让人信服。

相当比例的医患纠纷最后都走了司法程序。然而社会公平的最后底线也屡屡被打破。取证难，耗时长，最后要么不了了之，要么走上极端。如2011年9月北京同仁医院发生的患者王宝洺砍杀喉科主任医师徐文事件，2008年7月王宝洺就选择了诉讼的方式来解决此事，从2008年8月第一次开庭审理起， 3年多结不了案，使得他一提起官司就暴躁发怒，最后酿成了悲剧。董水金在打赢官司后，还要求追究当事医生刑事责任。他说2011年6月22日立案，但直到现在没有任何结果，“我找了主管局长，打了很多电话，他们一拖再拖”。

医患矛盾加剧，也让医院医生防范心理加强，在治理中也会更加消极，导致恶性循环。东莞市政府发文，为医院配备警用器械防范病患者突发事件，可成千上万的患者与成百上千的医生混杂在一起，你如何防范？是否像银行一样，在病人患者与医生之间架起钢栅栏？

医患矛盾，不是一句“加快医疗卫生改革”的口号就能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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