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需客抱怨房价涨得太猛,开发商吐槽政府供地太少。长期以来,楼市调控从来只调需求侧,真正的供给侧调控却是千呼万唤不出来。
近日,住建部和国土资源部联合放出大招,对商品住房的消化周期进行了清晰界定:消化周期在36个月以上的,应停止供地;36至18个月的,要减少供地;12至6个月的,要增加供地;6个月以下的,不仅要显著增加供地,还要加快供地节奏。
这可能是迄今为止对调节土地供应最具操作性的规定,核心是两点:供给侧改革和预期管理,各地要明确属于哪一类,给自己找好定位。但是问题也来了:过去闹“地荒”最凶的一二线城市,这回要怎么增加供地?或者说,这些一二线城市是不是真的“缺地”?
“地荒”何来?
现行的经济金融环境下,土地供应“放量”,或许是平抑房价的唯一手段。细数近年来房价稳定的城市,无不是供地量大的城市,比如重庆和成都。
而供地量少的一二线城市,土地供应紧张的原因不外乎这么几个:
客观上来将,可供的土地确实还是有限的。控制城市边界的国策限制了城市建设摊大饼的老路,不能为了解决供地的问题,其他方面就不管了,比如永久性基本农田的保护、建设用地指标限制,城市空间规划的制约等等。所以在核心区整理出一块地确实不容易,一二线城市的住宅用地供应几乎是逐年下降的。
其次,一二线城市大规模供地的制约因素也确实更多一些,想供地,不一定能供得出来。国有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实行“净地”出让,一些地块达不到供地条件,征地拆迁成本又太高。政府拆不动,委托开发商,又没有利润。所以,如果每年的供地计划都没有完成,说明可能土地征收工作有难度。
主观上,地方政府也并不愿意放弃饥饿营销带来的土地单产更大价值。在现有的土地财政背景下,地方政府有动力少卖地卖高价,而不会有动力多卖地卖低价,结果是土地供应始终偏紧,价格偏高。
比如北京,2011年-2016年,北京计划供地总量从6500公顷逐年递减至4100公顷,完成率分别为88.2%、72.1%、81.5%、61.3%、50%、50.5%,下滑趋势明显。上海的情况是,历年的土地供应计划基本上完成率应该在90%以上,但是本身的供应计划就比较少。
真假缺地
但是,对一二线城市来说,增加住宅供应量是不是真的没有空间了?恐怕没有这么简单。有业内人士就曾直接说过,“除了深圳,大概没有哪个城市真正缺地。”
深圳的特殊性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深圳是全国唯一全部土地归国家所有、不存在集体土地的市。其次,其城市开发程度基本饱和,基本上没有存量的、可供新开发的建设用地。
而对于更多的一二线城市来说,更普遍的问题在于,如何将土地供应与住宅供应之间的关系理顺。各地每年拿出的土地供应计划中,这些土地都用到了什么地方?有多少是用来满足普通百姓的住房需求的?这是一个被忽视了多年的大问题。
实际上,国土资源部每年公布的新增土地供应量数字都不小,表面看起来,各地土地供应计划都在增加。但是从全国看,住宅用地的比例仅为20%~30%。也就是说,每年新增的土地中,工业用地、商业服务用地等非住宅用地占据了大头。但对比美、日、德、英等国,住宅用地在新增用地中的比例约为50%~70%。跟东京、大阪、纽约、香港等城市比,北京、上海的住宅密度和高度差得很远。
人人都说一线城市住宅供不应求,土地稀缺。但实际造成这种印象的原因在于,住宅的分配出现了严重的错位,这些城市可能并不缺地,缺的是土地的合理切分。
理论上,需求巨大的城市,住宅用地的比例就应该调高,但现实中看不到这样根据实际需求进行的调整。当然,这也可以理解,地方政府要有GDP和税收,增加住宅用地比例,必然影响工业、商业服务用地,拖累GDP增长并在地区间竞争中落伍。因此,大部分土地用于工业和商业开发,从而形成了住宅相对庞大的人口供应短缺的现象。这样一来,市场预期怎么会不看涨?
上哪找地?
那么,热点城市应该去哪儿找地?增加住宅供应量,至少有3种途径:提高容积率、集体用地入市、存量盘活。
在土地供应弹性比较小、需求弹性比较大的情况下,要控制房价,最简单的办法是扩大容积率。比如将住宅的容积率调高一倍,至少就能增加一倍的供应量。
从容积率这个指标来看,在世界范围内,我国城市普遍偏低。按照中国国际金融公司2010年的报告,我国新建商品住房平均容积率为1.36,其中一线城市为1.76,二线城市为1.53。而同期香港为4.5,新加坡为3.82,首尔为2.5,东京为2.2。
而在集体用地上,北京已经先行一步。在北京今年公布的5年供地计划中,集体建设用地数量达1000公顷,占总计划供地量的六分之一。
此前,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最多也是用于工业、仓储、商服等。虽然从2012年起北京试点集体建设用地建公租房,但多年来并未大规模铺开。现如今提出开展集体建设用地纳入供地计划,算是政策上开了个口子,也体现了国有土地与集体土地“同地同权同价”的原则。
相对比较困难的,是盘活现有存量建设用地。一般来说,产业周期在20年左右,但用地周期至少40年。目前大城市现代服务业开始占主体,传统和低效的工商业用地按理可以通过改功能,转向住宅用地。很明显,各城市的存量盘活计划都无法顺利落地。
首先是政府拆不动,土地权利复杂,变更土地用途要调整控制性详细规划,涉及听证、论证和审批,更别提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定位不清。第二是赔不起,用途变更后,工商业用地空间难保障、短期税收受冲击,忌惮于审批平衡和政绩考量,结果就是盘活停滞。三是用途变更后,政府要大规模配建公共设施,教育医疗要独立供地,造成政府支出压力。
一句话,办法是有,但困难也不少。如果能在上述三方面进行改变,住宅的供应量能增长数倍,但现在还缺了政府腾挪用地空间的机制和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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