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多方的绘画风格
与延续院画风格的花鸟画相比，京城画坛的花鸟画风来源多方。有的采用八大的疏放画风；有的创作融陈淳、徐渭于一体；有的借鉴海派雅俗共赏之妙，并富于金石趣味；还有的继承李鱓、华嵒等扬州八怪的意趣。
萧愻（1883－1944），字谦中，号大龙山樵，一作龙樵，安徽安庆人。早年随同乡姜筠、陈昔凡学画。“后姜筠赴京师供职，兼开馆卖画，萧愻乃以弟子随从”。山水似姜筠，并多为其代笔。曾出游西南、东北名胜，行万里路，开阔艺术视野。1920年萧愻“复回北京，见展览会中石涛、半千、瞿山画，气韵雄厚，遂一舍旧习，自创一格，用笔苍厚，设色浓重”，实施“中年变法”，自成一派，其艺术创作以山水为多，与京派其他画家进行合作时，兼有合作花鸟画的作品。
萧愻《松芝图》纸本设色 90.2╳35厘米 首都博物馆藏
此幅《松芝图》为祝寿之作。款署“戊寅（1938）四月。萧愻”钤“龙山萧愻”白文印。又题“博岩仁兄将此以寿，晴荪先生五十大庆。萧愻再纪之。”钤“谦中”朱文印。画面左下角钤“龙樵壬申五十岁”朱文印。萧愻画松深受梅清影响，他曾说“画松形式要古拙，梅渊公画松，论者称为神品，学者参看渊公之画，自有进益。”
王云（1888—1934）江西丰城人。字梦白，号破斋、骂斋、彡溪渔隐、彡道人。随父流寓到浙江衢州，于上海学商，不久就放弃了。学画得黄山寿、任伯年、吴昌硕指授。来平后得以博览宋元旧迹及近代名作，得金城推荐，任北京司法部录事。陈师曾劝其改画李鱓、华喦。入中国画学研究会，任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教授。为人率真有风骨，姚华作《王梦白小传》，赞其为“树风骨，尚意气、甘穷困不悔者”。
曾有亲历者回忆，王梦白“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画坛上是位名震京师的大画家，那时他的声望比齐白石、陈师曾还高”。惜其英年早逝，画名渐湮。
王云《猴图》纸本设色 125×66.5厘米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藏
王云喜画猴，他笔下的猴多以浓淡墨干笔表现猿猴蓬松的皮毛，细笔勾勒猿猴的面部与手爪，显示其灵动。此图以老辣的线条、迅急的用笔绘出古藤缠绕的老树，画面正中，一只母猴背负小猴在松枝上行进，尽显母兽对幼儿的爱护之情。其余的猿猴或攀爬藤蔓，或蹲坐休憩，有动有静，作品内容丰富，繁而不乱。画面一角钤“王云”白文印。
王云《花卉成扇》纸本水墨 径30厘米 首都博物馆藏
图绘水墨牡丹。淡墨勾花头，重墨写茎，浓淡墨画叶片，重墨勾叶筋、花蕊。与《丝瓜昆虫》相比，笔墨更为松活，风格更近陈白阳。上题“一春花信几曾探，又值清明三月三。木笔山茶都过了，牡丹鲜艳数江南。梦白并题。”扇面背面题写诗词，年款为甲戌（1934）。
徐宗浩（1880—1957）字养吾，号石雪，江苏武进（今常州）人，久居北京。善画山水、花鸟，工篆刻，书法赵孟頫。1920年与金城、周肇祥等人组中国画学研究会，1926年金城逝世后，金开藩另立“湖社”。中国画学研究会由周肇祥任会长，徐宗浩任副会长。晚年被聘为文史馆馆员，殁后家人遵照遗嘱，将其所藏书画精品悉数捐公。著有《石雪斋诗稿》、《竹谱》等，“所题画竹诗千余首无一雷同”。
徐宗浩《松菊图》纸本设色 103×34厘米 首都博物馆藏
图绘苍松黄菊。一株苍松斜伸，占据画面一侧。与松树的倾斜方向相反的是松后的一块巨石，巨石后是呈临风浥露之姿的黄菊。松干粗壮虬曲，结疤似松鳞，松针密置；菊花花茎劲挺，金英傲霜，菊叶以青色写就，更添风雅之致。署款“乐山仁兄大雅鉴，石雪居士徐宗浩写。”钤“宗浩长寿”白文印。
汪溶（1896—1972）字慎生，号满川村人，安徽歙县人，生于浙江兰溪。1913年赴上海谋生。1924年赴京。1934年起于京华美术专科学校、辅仁大学美术系、北平师范大学工艺系任教。1954年后历任中央美术学院民族美术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中国画院画师、院委。擅长写意花鸟画，师法华新罗。早年于京津、济南等地多次举办个人画展。
汪溶《芦鸭图》纸本设色 47×27厘米 首都博物馆藏
图绘水中芦鸭。画面中心偏下方，两只悠闲的芦鸭正在凫水，河水清澈，水中摆动的鸭掌清晰可见，在平静的水面搅起层层水波。芦鸭身后是随风飘荡的芦苇和空茫的水岸。图中的芦鸭以深浅墨写就，芦苇以浓墨画出，几笔浓淡墨横扫表现风中芦苇，芦苇后方以淡赭色晕染出一片坡岸，渲染出夕阳余晖中芦鸭晚渡的田园景致。上题“夕阳无限好，家凫带浪归。芦花风飒上，烟霭自依稀。慎生题并画”。
此作尤为难得的是，诗堂上张伯英的题诗“秋水芙蓉老，秋风霜叶红。双凫溪上宿，无意慕春风。子才仁兄正，辛巳（1941）冬，伯英”，钤“张勺圃”白文印。此行楷书，融合北碑之势与行书之流畅。
颜伯龙（1898—1954）名云霖，字伯龙（以字行），号长白布衣。吉林人，居北京，师法王云。工花卉翎毛，取法钱选、王渊、华嵒、恽寿平。绘画注重写生，画风清雅秀逸。在当时与王雪涛、汪慎生、邱石冥齐名。颜伯龙曾说“要研究我的画，须先研究透新罗山人的画。”
颜伯龙《花鸟》纸本设色 136×33厘米 首都博物馆藏
画作兼工带写，绘柳树、月季及禽鸟。画面上方柳条倒挂，叶片似碧绿丝绦；月季正值花期，花朵茂盛娇艳，蓓蕾如星；柳枝上三只姿态各异的小鸟正在歇息，全图笔法松活，色彩娇艳，翎毛刻画细致。上题“十日红帘不上钩，雨声滴碎管弦楼。梨花已老春将去，愁白三公一夜头。戊辰（1928）夏，伯龙子写。”钤“长白布衣”白文印。
颜伯龙《花鸟成扇》纸本设色 径30厘米 首都博物馆藏
图绘松树、紫藤，麻雀、红羽鸟。扇面小虽，内容丰富，技法多样，工写结合。松树、紫藤安排在扇面的下方，鸟儿停驻其上，唯有一只小麻雀从远处飞来，为其他鸟儿所瞩目。两只红羽鸟，笔法工致，色彩艳丽，位于扇面的中心，引人注目。署款“庚辰（1940）秋，颜伯龙。”钤“伯龙”朱文印。
曹克家（1906-1979），又名汝贤，北京人。1924年上海中华职业学校师范染织科毕业，1933年国立北平艺专国画系毕业。解放后，曾任教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后任轻工业部工艺美术公司创作员。著有《怎样画猫》。
曹克家《观望》纸本设色 101.3×32.9厘米 首都博物馆藏
图绘猫、石和花卉。一只顽皮可爱的黑白花色的幼猫在巨石之下观望飞来的飞蛾，巨石上下黄菊与海棠盛开。上题“观望。曹汝贤画猫，半丁补写秋花、飞蛾、寿石。”钤“山阴道人”白文印、“山阴陈年”白文印、“半丁合作”朱文印。曹克家对猫观察细微，在其《怎样画猫》一书中，他谈到自己画猫最注重刻画眼睛，“可以说猫的动、静完全决定于眼睛。或有人问：画背面看不见眼睛的猫怎样决定一切？背面的猫虽然看不见眼睛，但是内在确实有它的两只眼睛存在，并且起着它注视的作用。故此我们在起稿之先扔须按照猫的意识所在和企图方向假定它的眼睛位置，然后再画其他部分。如此画出来的猫虽无眼睛，但是神有所注自能生动。”了画出绵软的猫毛，他极其讲究作画的用笔的方法和工具。因此他笔下的猫刻画细腻、生动传神、富有情趣、惹人喜爱。画猫时，他先以浓淡色渲染出身体的结构，然后用破笔层层绘成。
（连载）
倪葭
2004年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专业，获硕士学位。2012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学专业，获博士学位。曾供职于首都博物馆，现为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副研究员、典藏部副主任。
主要从事美术学、博物馆学研究。因多年从事博物馆藏品管理与研究工作，所以选择京派绘画作为研究重点；在博物馆学中侧重藏品科学管理及文创衍生品的研究。已出版专著二部，发表论文近五十篇。
负责2015年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民国京派绘画研究》（2015-2017年度）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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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国花是牡丹花，那么历史上都有什么花成为过国花？
01中国尚未决定现代意义的国花，但此前曾评选出二套国花候选方案：一是一国一花，即牡丹；二是一国四花，即牡丹、荷花、菊花、梅花。尚待全国人大决定。早在1929年，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将梅花定为国花。而新中国成立后，大陆方面并未明确确立国花。
国花是指一个国家用来作为自己国家象征的花，多为当地特别著名的花卉，通常蕴含了这个国家的文化底蕴及历史，象征民族团结精神，能增强民族凝聚力，是国民人格美德的精华。目前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均有自己的国花，也存在有“一国数花”及“一花数国”的状况。
综观民国年间的各类议论和实际行动，人们最终心愿还是高度聚焦在牡丹、梅花两花上，并先后以一民一官的方式实际视作或用作国花。我们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多年的国花讨论，虽然众说纷纭，主张较多，但呼声最大的仍属牡丹、梅花两花。两花形象风格和象征意义各极其致、各具典型，不仅历史地位和民意基础相当，而且相互间有着有机互补、相反相成的结构关系。
牡丹、梅花分别代表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的不同风土人情，反映贵族豪门、普通民众两大阶层的不同情趣好尚，分别包含外在事功与内在品格、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国家气象(“外王”)与民族精神(“内圣”)两种不同文化内涵。
什么花是中国的国花？有什么历史故事？
其实国花一直以来都没有什么正式的地位，梅花和牡丹数百年来一直都在争夺国花的地位，可是由于慈禧喜欢牡丹，所以钦定了牡丹作为国花。
其实我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什么所为的花作为国家的象征，虽然近代每个国家都有自己国家国花的存在，但是在古代是没有的。牡丹之所以成为国花，也是因为受到了各个朝代不同有地位女性的喜爱而导致的。
牡丹最早出现在诗经中，这也是最早关于这种花的描写了。如果真的按照这个时间来算，牡丹距今已经有三千年之久了。不过这个时候不是特别红，比较小众吧。
五代十国，成都某位君主的夫人喜欢牡丹，因此，这位爱妻如命的君主，命令所有人都必须种植牡丹，从此有了花重锦官城的美名。牡丹因此走上了历史的舞台。
而牡丹能够真的让大家觉得是国家著名花卉的时刻，应该就是唐代了。如果说隋朝是第一个引进牡丹种植的国家，那么唐朝的开元中期，则是将牡丹彻底的当成了国花。
牡丹颜色艳丽，雍容大气，非常适合唐代的形象，人如牡丹，牡丹如人。牡丹也意味着国运昌隆，是好的象征。虽然这个时候也没有明文规定，牡丹作为国花，但是从唐朝开始，牡丹的高大上地位已经被彻底的认可了。
我觉得中华文化上下五千年，其实真的都非常的专一，人们对于牡丹的喜爱，好像从始至终都没有变过。直到现在2019年了，国家投票你心目中的国花的时候，牡丹依然是高票屈居榜首。
未定，牡丹和梅花待选，有争论。清朝末年，慈禧太后“钦定”牡丹为国花。1929年，民国政府确定梅花为国花。牡丹：武则天是中国惟一的女皇帝。传说一次她在赏雪时，对随从说想看到雪天里百花齐放的景象。俗话说权贵身边必有阿谀奉承之辈，一个侍从就对她说：“陛下只要让掌管百花开放的百花仙子下令就可以。”武则天于是召集百花仙子，诏令百花齐放。百花仙子紧急召开会议，对人间帝王干涉仙界进行了声讨。但在权势面前，百花都屈服了，在冬日里竞相开放，惟有牡丹仙子坚持反对。武则天一怒之下命人将长安城中的牡丹一把火烧光。
百花齐放的故事说明当时长安已经有温室栽培技术，花卉在冬天里也能开放，这已得到了考证；同时可以解释为武则天对唐朝的象征花卉———牡丹的逆反心理。
白居易在《牡丹芳》中赞道：“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这表明当时世人对牡丹之爱已达到了一种如痴如狂的程度。有的牡丹被称为“杨妃深醉”、“太真冠”等，把牡丹与杨贵妃相提并论，不仅是为了美化杨贵妃，还是李唐后人对被武则天破坏的王朝主体性和传统进行弘扬的手段。由此可知，从没有国花概念的古代开始，牡丹事实上担当着中国国花的角色。对中国人来说，牡丹的意义已超出了花本身，成为中国人精神生活的一部分。梅花：春落梅枝头。古人说，梅具四德，初生蕊为元，开花为亨，结子为利，成熟为贞。后人又有另一种说法：梅花五瓣，是五福的象征。一是快乐，二是幸运，三是长寿，四是顺利，五是我们最希望的和平。这些，都是梅花的象征意义。
梅先天下春，这是梅最可贵之处。
梅花，不畏严寒，独步早春。它赶在东风之前，向人们传递着春的消息，被誉为“东风第一枝”。梅花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和顽强意志，历来被人们当作崇高品格和高洁气质的象征。元代诗人杨维帧咏之：“万花敢向雪中出，一树独先天下春。
梅原产我国， 我国植梅至少有三千多年的历史。《诗经》里有：“漂有梅，其实七分”的记载。1975年在河南安阳殷代墓葬中出土的铜鼎里，发现了一颗梅核，距今已有三千二百年了。春秋战国时期爱梅之风已很盛。人们已从采梅果为主要目的而过渡到赏花。“梅始以花闻天下”，人们把梅花和梅子作为馈赠和祭祀的礼品，到了汉晋南北朝，艺梅咏梅之风日盛。《西京杂记》载：“汉初修上林苑，远方各献名果异树，有米梅、胭脂梅。”又：“汉上林苑有同心梅，紫蒂梅、丽友梅。”晋代陆凯，是东吴名将陆逊之侄，曾做过丞相，文辞优雅。陆凯有个文学挚友范晔（即《后汉书》作者）在长安。他在春回大地，早梅初开之际，自荆州摘下一枝梅花，托邮驿专赠范晔，并附短诗：“折梅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自陆凯始，以梅花传递友情，传为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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