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西元，吉安县桐坪人，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15师343旅686团政治委员，滨海军区滨北军分区政治委员等职。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野战军第3纵队副政治委员，第四野战军47军副政治委员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38军政治委员，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总政治部副主任，兰州军区副政治委员，南京军区副政治委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勋章。

1917年，刘西元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家。十二岁时，经熟人介绍，刘西元到吉安城一家布店当学徒，过着“包身工”的生活，如果没有亲身经历，体会不到其艰苦！

1930年10月3日夜晚，枪炮声响了一夜，红军“九打吉安”终于占领了这座古城。早晨，满街的军人川流不息，军帽上缀着醒目的红色五角星，这支军队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深得民心。红军立即召开群众大会，宣布成立江西省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曾山任主席。1931年，刘西元毅然参加红军，此时，红军已发展到4万余人。在经过一至五次反“围剿”之后，1934年中央苏区狼烟四起，由于当时毛泽东被剥夺了领导权，红军决策人继续坚持“堡垒对堡垒”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策略，导致了红军巨大的伤亡，造成的损失极为严重。10月10日晚，中央红军被迫开始作战略转移。

1934年10月21日，中央红军主力各军团按照中革委命令，开始了举世闻名的长征。当时，刘西元没有想到这一走就是18年之久，这一步踏出就是二万五千里之遥。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38军首批入朝参战。政委刘西元与同是吉安人的军长梁兴初率部队于1950年10月19日跨过鸭绿江。他们冒着风雪占领狗岘岭黄龙洞军械库，胜利完成了武器装备和军工厂抢运任务。然而不久，38军却因在第一次战役中贻误战机，受到彭德怀的严厉批评。因为他们误将熙川守敌南朝鲜军一个营当成美军一个“黑人团”，致使攻击命令迟迟未下，造成熙川守敌脱逃。第一次战役刚结束，刘西元、梁兴初收到彭德怀司令员、邓华、洪学智副司令员联名签署并报军委的电报，严厉批评38军在打熙川、穿插军隅里、新安州作战中贻误战机的错误。38军党委扩大会议上，与会人员一声不吭。刘西元带头站起来，自我检讨说：“这一仗没有打好，梁兴初作为一军之长固然有责任，我作为军党委书记、军政治委员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大家应当分担，关键是要在以后的战斗中打出38军的威风来。”政治委员的一席话，如一股暖流，会议的沉闷气氛顿时得到了扭转。第二次战役打响了，在刘西元和梁兴初的一再请战下，志愿军总部决定将围歼德川境内的李承晚伪7师的任务单独交给38军。根据前次失利的经验教训，刘西元和梁兴初运用先远后近和先侧翼迂回、后正面攻击的战术，指挥部队向敌发起攻击。第112师从1950年11月25日16时30分起向南猛插，于26日5时占领德川西面的云松里等地，切断了李承晚伪7师西逃之路。11月26日，38军各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四面八方发起猛攻。敌人在飞机掩护下两次企图突围，均未能得逞。激战至晚上7时，德川之敌大部分被歼，还俘虏了美军顾问团上校1名、中校1名、少校5名。被许多中国人所熟知的松骨峰战斗就发生在这次战役中。著名作家魏巍根据松骨峰战斗写成了那篇著名的通讯——《谁是最可爱的人》。结合战局的发展，志愿军总部适时命令38军向敌纵深迅猛穿插。28日，38军113师及时抢占了三所里地区，卡住了敌军南撤的咽喉，并在随后数日内顽强阻击，守住了阵地。二次战役由此取得了空前的胜利。

38军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毛主席发来电报，祝贺二次战役取得的伟大胜利。彭德怀总司令亲自起草电报，传令嘉奖38军。彭总在电报结尾加上的“38军万岁！”让38军从此有了“万岁军”的美誉。在前线指挥战斗的梁兴初、刘西元接到彭总的嘉奖令之后，都流了眼泪。

特别在1950年11月的第二次战役中，刘西元率领38军在气温降至零下30℃、供应严重短缺的情况下，发动官兵克服困难，浴血奋战，歼灭德川南朝鲜军1个师，占领了三所里、龙源里，阻止敌人南逃北援，粉碎了“联合国军”发动的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为两线战役的胜利、扭转朝鲜战局起了重大作用。

1951年春节刚过，美军纠集20余万人，开始采用“磁性战术”和“火海战术”对我进行反扑，刘西元指挥38军坚守阵地17个昼夜，有效分割了东西线敌军，为掩护志愿军主力在横城地区反击赢得了宝贵时间，从而立下了显赫的战功,受到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联合部通报表扬。

当晚，毛主席设宴招待刘西元和肖华。吃饭时，毛主席详细询问战士在前方的生活情况。当得知由于敌机封锁，战士们有时几天饿着肚子打仗，长时间不能洗澡更衣，身上长了虱子等情况时，毛主席深沉地对刘西元说：“我们的战士太辛苦了，国内人民正在想办法帮助前方克服困难。我们的总理、朱老总他们，都在亲自组织群众给前方同志们做炒面、做干粮，你们在前方吃到这些东西没有？”毛主席的一席话，让刘西元激动得流出热泪。

刘西元说：“请主席放心，前方的困难已经有了好转，为了保卫祖国，支援朝鲜，大家对打败美国侵略者的信念十分坚定，也很乐观。”毛主席听到这里，很有感触地对刘西元说：“我们的战士是不怕困难的，我们的人民是不怕困难的，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党是不怕困难的。战争不是我们想打不想打的事，杜鲁门把战争搞到我们头上来了嘛！你不打也得打。为了支援朝鲜，保卫我们的建设，我们硬是要把这场反侵略战争打赢，一直打到那位杜鲁门总统罢手为止。”

毛主席的这次接见，长达4个多小时，不久，刘西元重返朝鲜前线，向部队详细传达了毛主席的关怀和指示，极大地鼓舞了部队士气。

1983年12月刘西元离职休养后，仍十分关心党、国家和军队的建设和发展，关心祖国的统一大业，保持革命晚节。刘西元将军情系家乡、关爱家乡。为支持家乡建设，建设吉安县将军园，他协调争取了不少建设资金，“将军园”建成后，吉安县人民政府特邀了刘老将军参加开园庆典活动。当得知桐坪镇建设农贸市场时，他个人又捐赠3000元，献出了热爱家乡的一番情意。刘西元（正大军区职务待遇）因病医治无效，于2003年7月14日在南京逝世，享年86岁。

汉昭帝刘弗陵8岁继位，只当了13年，为何在汉朝皇帝中地位却很高？

1992年4月11日，洛杉矶《世界日报》登载了一条消息。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芝加哥的卡尔登酒店大厅里，紧紧握住93岁高龄的中国抗日老将军刘放吾的手，再三感谢他50年前于缅甸仁安羌解救英军的壮举。4月20日，仁安羌大捷50周年当天，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彼得·威尔逊致函这位将军：“我很高兴与你一同庆祝第二次世界大战缅甸仁安羌大捷。我知道你亲历大战，且对50年前这段历史记忆深刻。只有热心忠诚的人，才能领军在战斗中取胜，或奋不顾身参加战斗，你已经证明了自己出类拔萃的才能。身为中国远征军第113团团长，你曾面临解救英军、美国记者及传教士的艰苦战斗，虽然兵员损失三分之一，你及官兵仍然克敌制胜，完成任务。你的英勇，促成战役捷报。”美国洛杉矶议会议长迪恩·巴纳也于同日向这位将军致贺。

6月10日，英国国防部长马尔科姆·里夫舍德致函这位将军：“今年是仁安羌战役50周年，我愿在此向你及你团官兵对英军的支援，表达最诚挚的谢忱。”7月27日，美国总统布什也致函这位老将军：“在仁安羌大捷50周年之际，我愿再次代表国家，感谢你解救500名美国记者、传教士及数千名英军的英勇行为。”而刘放吾老将军面对如此种种殊荣，却只是淡然一笑，说道：“那是并肩作战的友军，友军遭遇危难，援救是应该的，不能列为战果。”刘放吾老将军对自己因种种错综复杂的原因致使半个世纪来承受的莫大冤屈却只字不提。

然而，历史是公正的。真正的民族英雄刘放吾的功绩得到了社会的公认、赢得了公众的爱戴。台湾当局在半个世纪后，给这位老将军补发了一枚陆海空军甲种一等奖章。

当年驰骋于中缅印战场、获仁安羌大捷、令日本侵略军胆颤心寒的原中国远征军新38师第113团团长刘放吾。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主要是由于“冒牌将军”林彦章招摇撞骗，致使这位真正的抗日英雄蒙冤多年，半个世纪后才得以真相大白。为什么这枚功勋章拖了半个世纪才到达将军之手？事情还得从缅甸仁安羌解围战说起。

1981年，4位老将军来看望徐向前元帅，他们都代表谁？

汉武帝驾崩后，年仅八岁的刘弗陵即位，为汉昭帝。刘弗陵在位13年，虽未能亲政，但在他治下，朝廷轻徭薄赋，恢复经济，开启了昭宣之兴，若只将他视为“充位”之君，并不恰当。

在以皇帝为尊的封建时代，汉昭帝在政局中的地位及影响不应被忽视。尤其是他对“燕王旦谋反”事件的处理上，稳定了朝局，体现出了极高的政治智慧；但客观上又导致了朝中权力失衡，霍光一家独大，开启了外戚干政之风，无论是对西汉一朝的历史还是对后世封建社会的发展演变都有着重要影响。

汉武帝共有皇子六人，即卫皇后子卫太子，王夫人子齐怀王闳，李姬子燕王旦，广陵王胥，李夫人子昌邑王髆，以及赵婕妤子弗陵。诸子之中，汉武帝最后选定幼子弗陵为继承人。刘弗陵既非嫡子，又非长子，且在其之上，还有卫太子，弗陵继位，面临两个问题：卫太子因何被废？幼子为何得立？

卫太子于公元前128年出生，武帝时年二十九岁，甚为欣喜，对他极为宠爱。但是，随着卫太子年岁渐长，武帝对他颇为不满，“嫌其材能少，不类己”。不仅如此，武帝与卫太子在施政理念上很是不同，在诸如治民、征伐等问题上有较大分歧，此乃不可调和的矛盾。

当初，武帝为了培养卫太子，特意立博望苑，鼓励他结交大臣，熟悉朝政，从而卫太子得到了一批“宽厚长者”的亲附，拥有了自己的势力，二人原本因理念不同而产生的分歧上升为政治势力的对立。然而在皇位继嗣方面，武帝仍然属意于他。

为何武帝仍属意卫太子为皇位继承人呢？究其原因，即为“欲求守文之主，安有贤于太子者乎”。武帝五子（当时刘弗陵尚未出世），或早夭，或因事见罪与武帝，或性格暴戾，有违君主之德，只有卫太子，性格宽仁，且从小接受储君教育，因此尽管武帝对其不甚满意，但在当下，却是最为合适的继承人。

不过刘弗陵的出生，这一情况就发生了改变。公元前94年，昭帝刘弗陵“任身十四个月乃生”，与传说中尧母怀孕十四个月生尧一样，武帝因此将其母赵婕妤所居住的钩弋宫宫门命名为“尧母门”。可以说，昭帝的出生令武帝看到了新的希望。汉武帝是一位非常迷信的人，他对于方士之学、神仙怪谈等都十分热衷，而刘弗陵的出生让武帝更为惊奇，他成功地取代了卫太子的位置，成为武帝心中最佳的皇位继承人，赐名“尧母门”便充分表明了武帝这一想法。

“尧母门”是武帝发出的一个强烈信号，太子尚在，武帝却将幼子与古帝王相联系，这足以表明武帝起了换嗣的念头。司马光对此评价道：

“当是时也，皇后、太子皆无恙，而命钩弋之门曰尧母，非名也。是以奸人逆探上意，知其奇爱少子，欲以为嗣，遂有危皇后、太子之心，卒成巫蛊之祸，悲夫！”

而江充等人以此揣测出武帝的想法，最终酿成了“巫蛊之祸”。“尧母门”之后仅三年，“巫蛊之祸”起，太子惨死，卫氏一族灭。不得不说，“尧母门”与“巫蛊之祸”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如上所述，武帝与太子之间存在着治国理念的分歧。但是随着二人在朝中各自拥有的势力，原本的理念分歧逐渐上升为政治权力的对立，并且原本仅仅局限在武帝与太子父子之间的矛盾扩大成了两大权力集团的斗争。在这样的情况下，武帝与太子的矛盾随时都有可能被触发，造成较大的动荡。但其余诸子难堪大任，没有一个比太子更加适合成为一位“守文之军”，因此武帝仍然将其视为继承人，这乃不得已的选择。

而刘弗陵的出生，让武帝找到了最佳的选择——一位和传说中的古帝王尧一样怀胎十四个月才出生的儿子，对于“好鬼神”的武帝而言是继承未竟事业的最佳人选。“尧母门”是武帝发出的一个信号，即想要立刘弗陵为嗣，而太子也失去了最后的依仗，最终在“巫蛊之祸”中以自尽惨淡收场。在这之后，武帝为幼子的继位做了很多安排。“钩弋子年五六岁，壮大多知，上常言‘类我’”，这与太子长大后，武帝评价其“不类已”形成鲜明对比。

为了避免昭帝继位后出现主少母壮的情况，重蹈当年吕后的覆辙，武帝不惜借小过赐死昭帝之母赵婕妤。公元前87年春正月，武帝在甘泉宫朝会诸侯宗亲，此次朝会即是在为昭帝继位做准备。春二月，汉武帝行幸五柞宫。病笃，立幼子弗陵为太子，以侍中奉车都尉光禄大夫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侍中驸马都尉光禄大夫金日磾为车骑将军、太仆令上官桀为左将军，共受遗诏辅佐少主。汉武帝就这样将偌大的帝国交付给了年仅八岁的幼子。

尽管武帝尽己所能地为昭帝做了较为妥善的安排，但年仅八岁的幼子即位，仍然面临很多问题，其中最为紧要的就是如何稳定政权。昭帝即位之初，燕王旦便私与宗室刘泽等人策划谋反。然而该计划被缾侯刘成告发，时任青州刺史的隽不疑立刻逮捕了刘泽。最终该谋反计划破产，刘泽等人被处死，因昭帝初即位，为避免事态扩大，再加上燕王旦姐鄂邑长公主权力颇大，燕王旦未被追究。

但数年之后，燕王旦再次谋反，事态更为严重，最终得以平定，昭帝发挥了最为关键的作用。公元前80年，燕王旦伙同鄂邑长公主、左将军上官桀及其子骠骑将军上官安、御史大夫桑弘羊谋反。此次谋反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除了燕王觊觎皇位之外，还针对霍光。组织谋反的燕王、鄂邑长公主、上官桀父子及桑弘羊均怨恨霍光，在上书汉昭帝诬陷霍光的阴谋没有得逞的情况下，他们制定了新的计划，即由长公主设酒宴邀请霍光，以伏兵诛杀之，再废昭帝迎立燕王。然而事泄，上官桀父子、桑弘羊、丁外人及其宗族皆被诛杀，燕王、鄂邑盖长公主自尽，上官皇后因为年幼未参与此事，且为霍光外孙女，未受牵连。

在燕王旦第二次谋反行动中，汉昭帝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燕王旦等人为了扳倒霍光，最初采取的手段是上书诬告霍光，但被昭帝识破，未果。有人其归咎为昭帝对霍光的信任，我认为这并不是主要原因。《汉书·霍光传》就上官桀等人诬告霍光是这样记载的：

“于是盖主、上官桀、安及弘羊皆与燕王旦通谋，诈令人为燕王书，……候司光出沐日奏之。桀欲从中下其事，桑弘羊当与诸大臣共执退光。书奏，帝不肯下。明旦，光闻之，止画室中不人。上问：‘大将军安在？’……有诏召大将军。光人，免冠顿首谢，上曰：‘将军冠。朕知是书诈也，将军亡罪。’……而上书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惧，白上小事不足遂，上不听。后桀党有谮光者，上辄怒曰：‘大将军忠臣，先帝所属以辅朕身，敢有毁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复言。”

通过这段记载可以看出，对于燕王一党诬告霍光，汉昭帝的态度是有变化的。最初，昭帝收到上官桀等人以燕王名义控告霍光图谋不轨的奏书，他的反应是“不肯下”，即留住奏书不肯批复下发。第二天，霍光得到消息，不敢入殿。昭帝召见他，指出奏书系伪造的事实，并令官府紧急搜捕已经逃亡的上书之人。上官桀等人因惧怕东窗事发，妄图劝阻，昭帝此时的反应是“不听”。之后上官桀一党再诬告霍光，昭帝的反应是“辄怒”，明确表示霍光是忠臣，再有人诽谤霍光就判他的罪。

在霍光一党与燕王一党等人的对立中，昭帝的态度是从最初的“不肯下”，即不作任何表态，转变为就事论事，指出奏书作伪，最后才强烈地表示支持、相信霍光，而不是从一开始就明确站在霍光这方。如果昭帝在此次谋反事件中维护霍光是基于对他的信任，为何不在接到奏书时就表明自己的态度，而是经过一番波折，才明确维护霍光呢？

必须注意的是，作为当时的皇帝，昭帝并不仅仅只是一个符号，他的态度影响是很大的。在燕王旦集团与霍光集团的斗争中，昭帝采取何种措施或者站在哪一方，其结果都将截然不同。昭帝为何最终选择支持霍光？我认为，这是昭帝在权衡各方政治势力后，出于稳定自身政权的目的而决定的。

武帝临终托孤，以霍光、金日磾、上官桀三人为辅政大臣，“兼领尚书事”，构成了内朝的核心。后由于金日磾早薨，内朝实际的决策者为霍光与上官桀，其中尤以霍光为主，“总领尚书事”。对于外朝的安排，则是以桑弘羊为御史大夫，田千秋为丞相，其中田千秋为人敦厚老实，并不以才能谋略见长，而御史大夫桑弘羊乃武帝对内对外诸多政策实施的财政来源，能力颇强，因此外朝的决策者为桑弘羊。这是昭帝一朝主要的政治势力，燕王旦第二次谋反正是当时各势力集团矛盾的产物。

首先是上官桀父子与霍光之间的矛盾。武帝临终之际，霍光、上官桀、金日磾三人接受遗诏，共同辅佐幼主。金日磾于公元前86年九月去世，辅政大臣只余霍光、上官桀二人。本来二人的关系十分亲密，却渐生嫌隙。上官皇后为上官桀子安和霍光女所生，上官安想通过霍光使其女入宫，霍光以该女年纪太小为由不答应。后上官安通过鄂邑盖长公主的内幸丁外人达成所愿，其女入宫，初为婕妤，数月后立为皇后，年仅六岁。上官桀父子因此与长公主交好。之后，上官桀父子数次为丁外人求爵求官，霍光皆不应，因此遭到怨恨。上官皇后册立之后，上官桀父子并为将军，又有椒房之重，不满霍光独揽朝政，日渐对立。

其次是霍光与桑弘羊之间的矛盾。霍、桑二人在国家政策方面分歧巨大。霍光作为武帝临终之际的托孤大臣，奉行的是武帝晚年所制定的安定民生、与民休息的政策；而桑弘羊乃是武帝一朝的首席财政大臣，为武帝北伐匈奴、扩大版图保证了财政来源，强调的是扩军备战，巩固边防，增加财政收入。二者施政理念的分歧在公元前81年召开的盐铁会议上表现得淋漓尽致。而就在盐铁会议召开这一年，杨敞被任命为新的大司农。虽然桑弘羊为御史大夫，但大司农一职，实际上仍然由杨敞掌管。杨敞原为霍光的大将军府中的军司马，后迁为长史，甚为霍光亲信。这一举动无异于夺走了桑弘羊的部分权力，两人矛盾愈加尖锐。

面对共同的敌人，桑弘羊与上官桀父子、鄂邑长公主走到了一起。而这两大集团的对立，最终变成了昭帝与燕王旦之间以皇位为焦点的斗争。昭帝以庶子身份继位，年龄尚小，不具备威慑力，因此燕王旦蠢蠢欲动，企图皇位。燕王曾为争夺皇位，与刘泽等人勾结谋反，事败，虽未被问罪，但仍“常怀怨望”，对辅佐昭帝的霍光也颇为不满。燕王旦为鄂邑长公主的同母弟，与上官桀父子、桑弘羊日益亲密，最终合作，该集团的目的也由扳倒霍光变为废昭帝，改立燕王。

在以霍光为首和以燕王为首的这两大权力集团的斗争中，昭帝面临站队，选择任何一方，权力都将失控，他左右为难。霍光大权在握，但并不会从根本上威胁到昭帝的政权，而燕王一党则是抱着颠覆政权的目的，二者性质完全不同。权衡利弊之后，他最终选择了支持霍光，消除了燕王对皇位的威胁，保证了皇位的稳固。这也充分表现出他作为人君的政治智慧。

汉昭帝就“燕王旦谋反”一事的处理，稳定了政权，但客观上造成了朝中权力失衡，霍光一家独大。因为君权与臣权的失衡，昭帝在位13年，终究没能单独执政，一展抱负，而霍光作为辅政大臣，帮助皇帝改善民生，轻徭薄赋，开启了昭宣中兴，避免了重蹈秦之覆辙，功勋卓著，但不能否认他专擅弄权，架空君王的罪责。霍光专权，一直延续到宣帝一朝，决定了两位皇帝的废立，开启了外戚干政之风，对后世影响深远。

综上所述，昭帝并不是一位“充位”的君主，相反，他对西汉中后期的政局发展变化影响甚大。昭帝的出生使得武帝看到了新的希望，不再将“不类己”的太子看作皇位继承人，从而加速了“巫蛊之祸”的发生。在燕王旦等人谋反事件中，汉昭帝识破了燕王旦等人的阴谋，运用自己的政治智慧，较好地处理了该事件，维护了政权的稳定，但也因此使得霍光无人牵制，一家独大，其影响颇为深远。

1981年春节期间，具体来说是2月4日下午，4位老将军一起登门，看望了徐向前元帅。大家互致新春的问候，亲切攀谈，畅叙往事，对当前安定团结的友好形势都表示非常高兴。

他们还和徐向前一起合影留念，留下了一张珍贵的照片。他们都是谁呢？

先来说左一，开国上将宋任穷，湖南浏阳人，中央红军将领，抗日战争时期，徐向前担任129师副师长，宋任穷也在129师中任职，担任政治部副主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宋任穷是徐向前的老部下。

建国后，宋任穷在地方任职，当过一把手的省委书记，然后进京，担任中央副秘书长、总干部第一副部长等职。1978年，宋任穷担任中组部部长，还是中央书记处书记，所以他是代表中央，代表组织部，来看望徐向前元帅。

左二就是徐向前了，山西五台人。从合影中来看，他一身布衣布鞋，着装非常朴实，显得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当时的徐向前已经80岁高龄了，头发斑白，却显得精神矍铄，神采奕奕。

左三是耿飚，湖南醴陵人，中央红军将领。耿飚和徐向前的缘分非常深。西路军失利后，徐向前历经磨难，从马家军的包围圈中闯了出来，他最先见到的红军将领，就是援西军的耿飚等人。

终于见到自己的革命同志了，大难不死的徐向前悲喜交加，禁不住留下眼泪。所以他对耿飚的印象比较深刻。耿飚是一员军政双全的将军，战功赫赫，可惜却没有军衔，因为他离开军队做外交工作了。

1978年，耿飚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1979年，他又担任了军委秘书长，因此他是代表国务院，代表军委来看望徐向前元帅。就在1981年的3月份，耿飚接替徐向前，担任了共和国的国防部长。

左四是开国上将韦国清，广西东兰人，红七军将领，红七军后来加入了中央苏区，韦国清也成为中央红军的一员，他在中央干部团担任过特科营营长。

建国后，韦国清长期在两广任职，还担任过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是地方一把手。1977年，韦国清担任了总政治部主任，任期一直到1982年。因此，他是代表总政治部来看望徐向前元帅的。

左五，也就是最右边那位，大家可能比较熟悉，他就是开国上将杨勇，赫赫有名的三杨之一，湖南浏阳人，也是中央红军将领。革命战争年代，杨勇和徐向前几乎没有什么交集。

徐向前是红四方面军总指挥，杨勇是彭德怀红三军团将领。抗日战争时期，徐向前在129师当副师长，杨勇是林彪115师将领。解放战争时期，徐向前在华北，杨勇在刘邓大军中，他们都是兵团司令员。

建国后，杨勇长期担任大军区司令员，尤其是还当过北京军区司令员。1977年，杨勇担任副总参谋长，因此他是代表总参谋部来看望徐向前的，当时的总参谋长是杨得志，他没有来。

宋任穷，耿飚，韦国清，杨勇，四位将军有三位都是湖南人，有三位都是开国上将。其实以耿飚的革命资历，他也是能授上将的，他是无冕上将。

在红军时期他们都是中央红军将领，从那会来说，他们并不归徐向前领导，可是他们都非常尊敬徐向前元帅。徐向前善于指挥大兵团作战，从军事指挥上来说绝对是他们的老师。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徐向前当时是军委副主席之一，是他们四位的首长。老帅一生不居功，不争权，德高望重，谦逊低调，永远是他们学习的楷模。

四位将军一起来看望徐向前，那是代表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和军委，这是对徐向前元帅极高的礼遇和尊重 。

1983年，杨勇病逝，享年70岁。他是合影中第一个逝世的，也是寿命最短的。1989年，韦国清逝世，享年76岁。1990年，徐向前元帅逝世，享年89岁。2000年，耿飚逝世，享年91岁。

2005年，宋任穷逝世，享年96岁。他是合影五人中最后一个逝世的，也是最高寿的。向合影中五位老一辈开国元勋致敬，这张合影值得我们永远珍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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